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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任重道远
值此全球金融动荡不安之际，由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提议的G20峰会于美国东部时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就各国需要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加强相互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方面，该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时也取得了其他的一些原则性共识。
由于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没有参加此次会议，此次会议决定于明年4月30日也就是奥巴马正式就任总统之后的第101天在伦敦召开G20第二次峰会。所以，要想观察“真正”的G20峰会还应该等到明年4月30日。本次峰会只是让我们初见了与会各国或明或暗的不同“心思”，正所谓“同床异梦”。
虽说是当前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促成了这次G20峰会，但是除了探讨各国如何协调、合作拯救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外，人们对G20的期待会涉及到从长远看更本质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问题上。目前的全球金融体系还是建立在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上的。然而，二战后60多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看到了更一体化的欧洲、更多新兴崛起的国家和相对实力上有些减弱的美国。
次贷危机根源于全球经济失衡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对等”的货币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余货币与美元挂钩。
得益于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国总有过度发行美元的“天然倾向”。而且，只要美元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美国就能靠着“债务”（发行美元）消费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美国势必会成为全球的最大“债务国”。事实上，美国只有依靠贸易逆差才能够向世界各地“发行”所需的美元。而美元的过度发行，却又使得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挂钩产生了困难。这种缺陷最终葬送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完美构想。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之后，各主要工业国不得不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尽管如此，许多新兴国家的货币却依旧或者开始与美元挂钩。这种“盯住”美元的货币制度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好处是它能够促进这些国家发展“外向型经济”，将源源不断的产品输往美国。而美国强大的消费能力，拉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贸易赤字，并且从那时起至今贸易账户均保持了赤字状态。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贸易赤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之间，美国的贸易赤字从2千亿美元左右增长到8千多亿美元。这个过程中，美元大量地被投入市场。但发展中国家用低廉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会因为美元的增加而加价，因为这些国家出口的背后是一批批的农村劳动力向工业转移。
在劳动力近似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出口的扩大意味着这些国家国内就业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对于美国，来源于中国和东南亚价廉物美的产品部分地解除了其国内的通货膨胀之忧，从而使得美联储尽可以通过长期维持较低的利息来刺激国内经济发展。所以，这种表面上看起来不对等的世界经济结构却也“照顾”到了各方的利益。各方都在这种不对等的全球化中获得了好处，正是这种近乎共赢的全球经济体制保证了这种不对等的经济结构能够长期存在，但也逐渐演化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格局。
这种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美国可以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利率水平而不用担心通货膨胀问题。低利率政策刺激了美国房地产行业的极度非理性繁荣，最终这种繁荣让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把眼光放在了一群本来没有能力购房的居民身上，风风火火地干起了“次级贷工程”。次级贷让本来买不起房子的人住上了房子，短期内居然实现了投行有利可图、次级借款者有房可住、政治家们捞得选票的“共赢”局面。所以，政府愿意任由次级贷的自由衍生、扩散，直到一天这种“信贷失衡”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共赢的失衡”成了危机的“罪魁祸首”。
所以，尽管此次危机发生在金融层面上，并且与美联储的政策失误、华尔街的贪婪、美国政府的监管不到位有关，但从根本上讲它仍是由失衡的国际贸易格局和有缺失的国际金融体制所造成的。
全球经济失衡仍将长期存在
G20峰会期望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下设计出一套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以预防将来类似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不现实、幼稚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本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根源于全球经济的失衡，而这种体制所造成的失衡格局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虽然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还没能达到那种能够改变现行的世界金融体系的程度。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有所发展，但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的层次上还是存在着本质性的差距。如果将这种差距看成是一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话，那么货币体系的“不对等”恰恰是这种“不平衡”的体现。
虽然欧洲在此次峰会上表现得异常积极，但如果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造成了这次大危机，从而为欧元在更大程度上取代美元的地位提供了机会，那就过于“一相情愿”了。因为本次危机的关键不是美国这个老大没做好（换成欧洲也一样做不好），而是新兴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存在着本质的差距。美国相对于欧洲是一个更统一的国家，美元如果无所作为，那么欧元更是望尘莫及。
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为其提升国际地位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现在的美国和欧洲已经不可能再像二战刚结束时那样可以通过他们自己哥们几个人坐下来商量一下就设计出了一套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游戏规则。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积累了一定的“谈判资本”，但这种资本却也只有在人家正式会议之间的“咖啡时间”（Coffee time）时聊上几句，离与发达国家实质性的平起平坐还有较大的距离。
所以，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质性差距将长期存在，这也决定了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革无法真正像其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达到制止住今后的金融危机再犯。只有等到中国等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强大到与当前的发达国家一样强大的程度之后，这种改变才有实质性的效果。现在就急着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发展中国家很难从中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区域合作大有可为
在工业国和新兴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本质差别的情况下，G20是难有作为的，除非新兴国家依旧会听任于几个工业国的摆布。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不平衡格局是历史的结果，在这里我们无须问罪谁是“始作俑者”。但是，这种经济不平衡会不断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周期性地向脆弱的世界经济突击而来，上一次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一次是次级贷危机，当然以此类推，还会有下一次更大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金融危机的救助和预防，不能仅仅局限在工业国所设计的这套全球金融体系框架上。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危机救助机构是IMF，但是IMF在救助各国的金融危机时显然没有做到“一视同仁”。对待新兴国家救助的时候，IMF总会附加许多苛刻的政治经济条件，而这些条件对这些被救助的新兴国家来说是极其有害的。
问题的悖论又在于这些新兴国家还不具备参与到与工业国平起平坐设计全球金融体系的能力。那么，在此基础上，新兴国家不可能经由工业国设计的全球金融体系为自己服务；况且，在工业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它们基本上会漠视新兴国家的利益。作为应对方案，新兴国家有必要建立自身的类似IMF的危机应对机构，在这个机构里，新兴国家可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作主。
G20的无功而返，工业国很可能会转到G7外加“金砖四国”（巴西、印度、俄罗斯、中国）的机制上。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加入G7或G8都将是孤独的。所以，中国的危机应对机制也应该立足于区域合作上，即“10＋3”的机制上（东盟十国、中、日、韩）。“10＋3”机制相对于G20更具有共同语言，发展水平也更加接近。在这样的框架下设计的危机处理机制会更加公正并更具实效。
新兴国家不要相信修改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会给自己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利益。对于新兴国家来说，最大的利益在于缩小与工业国之间的差距。而在这一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会一直存在着，金融危机也会周期性地到来。所以，拥有自己的危机安全处理机制对于新型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G20的政策措施是面对整个世界的。关键是，一个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世界如何用一个统一的机制去解决复杂的危机问题呢？带着一些历史教训，我们应该知道，在现有的全球危机应对机制之上，再建立起区域性的危机应对机制才是正道。
欧洲一体化是增进了，但毕竟还不是统一的欧洲；新兴国家虽然涌现了，但毕竟实力还不够强大；美国的相对实力有些削弱，但其绝对实力依旧无人能敌。总之一句话，如果G20立足于变革现有的世界金融体系，那么从萨科齐提出这一倡议的那天开始，就是错误的。
（作者单位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本文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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