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庆源 满洲里报道

　　倒爷已经成为符号。

　　当全国各地的倒爷蜂拥而来的时候，满洲里成为地理坐标，踩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在更早些时候，这个中国北方的边境口岸，因为处于对苏(俄)最前沿的特殊地理位置，也顺势成为防“苏修”的堡垒。

　　开放总是从最前沿的堡垒撕开一个裂口。满洲里迎来了这个历史机会。

　　2008年10月，满洲里已经早早下过两场雪，阳光撒在白雪点缀过的异常整齐洁净的街道上，店铺连绵不断望不到尽头，一片生机盎然之色，看上去，这座副地级城市与中国任何一座地级市比较，都不会逊色。

　　满洲里人会说，满洲里“因改革而发展，因开放而繁荣”。但观照历史的进程，一个有趣的映照是：满洲里为开放提供了一条天然的试验通道。

　　进入11月，满洲里市政协副主席王之光完成了一份“关于辟建满洲里市为延边开放试验区”政策建议，这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改革请求。

　　中俄双方沟通开放口岸时，王之光在外事部门直接参与相关工作，此后先后出任国有边贸公司经理、满洲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目前，他在满洲里市政协副主席任上代理副市长职责分管满洲里市外贸工作。

　　满洲里并不仅仅是部边境贸易发展史。

　　“堆货”贸易

　　一个口岸，一座城市。

　　早在1901年，满洲里就开通了铁路口岸。满洲里的边贸迅速发展，还要等待中苏关系的解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苏之间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化背景下，中苏双方之间的贸易开始真正起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政策指导下，才会有边境贸易这个事务。”王之光说，在此之前，两国家间只有微量的协定贸易，作为政府间在经济领域中的一种姿态。

　　现在普遍施行的协定贸易的规模，往往受制于政治因素的直接影响，边贸的概念是一个润滑剂。“开展边境贸易作为一种新的课题，没有过先例。”王之光说。尽管在建国之后，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过短暂的民间贸易，但是上世界1980年代企业要怎么恢复这样的制度从而实行边境开放有着“突破尖兵”的显著意味。

　　“当时我感觉边贸的开放含着一个深层的意义，就是中苏两国结束过去而面向未来，人们还是要扩大往来交流，友好相处、睦邻相处，所以要通过贸易的方式，实际上是有一种政治理念传递过去。”这是当时满洲里王之光们的普遍理解。

　　1978年之后十几年里，满洲里是一座小而幽静的边境小镇，城市人口4万人左右，小镇之小当地有则戏说：抽根烟就可以从东走到西了，嗑把瓜子就可以从南走到北。

　　但这毕竟是一座边境城市，边境管理无处不在。出入境需要办理繁琐的各种证件，中俄双方并未在这个地理交汇点上密切往来。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满洲里，在满洲里提出了要主动用民间的力量来推动双边关系和贸易。此时国家管理外贸体制还没有松动，“你们地方可以大胆一点，展现一种友好的姿态。”中央领导的这一表态给当地的官员要“促开放”的想法吃了定心丸。

　　到1988年4月份，满洲里当地的“中苏友好协会”利用双方的节日，我们的国庆节，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节等机会，经过多次谈判，几次往来，每次都提到两国之间要发展贸易往来关系，双方商定，中方成立一个满洲里市边境贸易公司，作为双方联系的一个载体，相应地，俄方成立了后贝加尔职工消费合作社，双方之间有了一个对接的渠道，作为双方贸易的交易棒。

　　当时在满洲里外事处工作的王之光回忆说：“当时说的话都是字斟句酌的，因为在外交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没有准备的话是不能说的，当时的苏联方面也是这样，双方都是互相探底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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