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

　　改革开放30年引致的高速增长，不仅让中国从“积弱”状态变成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新型经济体，而且使得中国经验成为一种被世人关注并希望提炼为一种解释模式，隐约地构建了一条中国式的大国崛起道路。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足以撼动既定的经济增长理论，给人以无穷的脑力振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这条伟大的崛起之路蔓延到现在，似乎比以往更布满荆棘，需要有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来穿越。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和主流解释是中国独特的财政分权体制，这被认为是中国区别于其他转型国家(例如俄罗斯)的重要标志，其解释框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在预算软约束理论上建构的新财政联邦主义，他的学生又发展为“M型组织和U型组织理论”。中国转型之前的状态是“块块分割”，地方原本就是功能良好的独立单元，因此中央对地方“放权”是有效的(前苏联是“条条分割”，因此放权是无效的)。在放权的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例如对地方官员升迁实施GDP考核(政绩的一票否决制)、促使地方之间形成“竞争”，并根据绩效的相对参照来进行排名打分，来决定官员谁赢谁输，形成了一种基于中央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竞争”。坦率地说，这套机制对发展经济来说是非常成功的，这相当于中央政府非常聪明地以分权为手段，模拟出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

　　现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套体制已经慢慢出现较多的负面效果。原因很简单，政治组织是多任务函数的，它不像企业，不是单纯追求某种目标的利益最大化。政府不仅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但是社会公正、公共品的供应、缩小收入差别、创造机会平等、强调环境保护甚至扶持民间自发的生态、风俗和精神。

　　实际上，财政分权体制同中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拉大有着很重要的关联。这套体制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丛林竞争”以及对“绩效”实施相对参照，这导致像沿海这样的先发优势地区更容易获得政治支持，同时也使得政府将注意力放在二三产业上，因为它们更容易使GDP数字上升，而忽视农业投入，并且对农副产品价格控制，对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歧视的局面进行维护；在GDP考核和发展指标考核下，毕竟仕途赢家是少数的，而那些“落后”的官吏在绩效对比参照”下灰心，产生对仕途通道的替代性地补偿要求，因为分权的缘故，监督主要来自上层，而上层仅仅靠一些指标和稀少的信息来监督，无法对地方官吏形成足够的监督，很容易产生“非廉洁化官场生存”(寻租和腐败)。

　　现在有一种改造分权制的思路是对地方政府削权，降低其政治企业家地位，减少“绩效比照”，降低其干预银行信贷创造流动性的行为，剥夺其乱收费的预算外收入和降低其对土地收入的依赖，这也意味着中央政府要承担更多的地方性职能，但职能的执行者还是地方政府，这种思路还是脱离不了“放权收权”的范畴，让地方政府从“资源占有者”变成“政治中介”，只要监督是无效率的，那么“中介”依然是可以寻租的。其实，正确的策略还是向社会寻求监督力量，而不是在体系内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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