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并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举意味着中国新一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拉开了序幕。

　　保经济增长是中国当前应对全球性金融风暴冲击的最好方式，而扩大内需措施的出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可低估。

　　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措施，货币政策此次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对提振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将有怎样的作用？该如何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此，本报专家组四位成员进行了对话，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新政方案“亮剑”：目标直指经济增长

　　左小蕾：国务院新政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拳”，从政策取向上看，新政的目标就是刺激经济的增长。政策的出台是基于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放缓、国内经济面临周期性调整等宏观经济背景，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较大幅度放缓的趋势判断。中国经济基本面与今年上半年比较，经济增长偏热和通货膨胀的局面，已经转变为对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和通货紧缩的担心。

　　由于企业和银行对经济前景比较悲观，出现企业投资需求下降和银行惜贷的现象。换句话说，在这种形势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改变经济增长的预期，恢复市场信心，引导民间投资和银行信贷增加，应该是比较有效的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方式。

　　易宪容：国务院日前公布了关于拉动内需的十项新举措。可以说，此举意味着中国新一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拉开了序幕。保经济增长是中国当前应对全球性金融风暴冲击的最好方式，政府也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变。如新措施中提出，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以提振内需，弥补外需不足，防止经济增长大幅下滑。

　　王松奇：国务院“十措施”具有三个特点：力度大、方向准、兼顾近期和中远期的发展。所谓力度大，是指计划两年之内投入4万亿元来拉动内需，这是一项震惊世界的政策措施。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自1998年至2002年五年总投入才只有6150亿元中央财政预算资金，用于扩大内需（1998年至2000年每年1050亿元，2001年、2002年各1500亿元）。本次扩大内需两年即投入4万亿元，这是非常庞大的支出，力度极大。在国务院提出的十项措施中，至少有5项直接关系民生，在其余几项中则直接和间接地将投资指向铁路、城市基础设施、环保等见效较快又属于过去30年改革发展中结构性欠账方面的需求扩张。

　　除了直接用提高收入增加投资扩张有效需求的短期措施外，“十措施”中还包含了增值税转型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有利于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设计。我认为，这是一个鼓舞人心、意义超出“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刺激计划。

　　拉内需、保增长、调结构：当前经济工作中心任务

　　苑德军：从投资需求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环保、高科技等行业。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比如，应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

　　左小蕾：4万亿元资金的政府投入，今后两年内平均每年对名义GDP的贡献增加7.5个百分点，力度非常大。特别是近期看见各银行的新的信贷计划，估计政府投资拉动的社会投资规模比预期的要大。所以要全面理解和落实国务院扩大内需的新措施，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硬着陆，又要兼顾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拉动内需当前已成为共识，但是，如何拉动内需？拉动什么？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如何组合？如果大部分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容易有明显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如果一部分改善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供电，供水和交通运输体系的改善，一部分通过拉动消费来带动投资，可能产生更为良性的经济增长。

　　易宪容：这十条措施把城乡发展、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投资消费、生态环保、灾后重建、整个社会保障等都涵盖其中，并把民生作为内需扩张的基础与根本。这不仅让民众将从十项措施中受益，也减轻了企业负担，通过一些重大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扩大内需措施的出台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可低估。

　　王松奇：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央出台的十大措施并未就两年内增加的4万亿元投资资金的来源细节作出明确的解说，应考虑到的问题是：如果开列的投资方向中有些已在“十一五”规划中有了预算安排就应该从4万亿总量中做剔除，以保证投资强度；如果4万亿元投资总量中包含了地方政府出资、银行信贷出资和企业出资几部分，那也应当明确中央财政计划投入的份额，只有中央财政投入的数额足够大且属于赤字融资性质，才能向流通中注入额外的有效需求。

　　在过去若干年中，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实践中有一个教训：即无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怎样的发展积极性，假如没有商业银行系统的有力支持，开发速度就会大大滞后于最高决策层的预期。所以，在此轮强力拉动内需的战役中，中央银行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出重手为扩张有效需求不惜采取一些“超调”性货币政策措施，鼓励商业银行系统为实体经济提供最大限度的贷款支持。至于微观金融风险问题，要相信各个商业银行的自我调控能力。当前，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拉内需、保增长、调结构，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特殊背景下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

　　苑德军：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含三重意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加快经济复苏速度；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质的规定自不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

　　王松奇：从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经验来说，一个时期的货币政策的调节方向如果决定了要由紧缩转为宽松，那就一定要运用价格类工具或数量型工具作出切实的紧转松姿态。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就是要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贴现利率、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持鼓励而不是限制的态度等。

　　中国近几年的货币政策偏重于收缩流动性，这是因为在外资大量流入和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存在着由外币转化为人民币的货币供给自动增加机制，无论是央行票据的对冲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的就是适当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以免造成过大的需求压力。进入2008年以来，由于上半年通货膨胀指数上涨过快，中央银行更是实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但是，2008年9月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海啸，从美国、欧盟、日本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的金融市场信心都遭受重创，全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大多数都要被拖入衰退“泥潭”。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是自10月份以后才让人们较为清楚地看到了外需萎缩、出口企业大面积停工或破产、就业形势突然变得严峻、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多个行业面临亏损或业绩严重下滑威胁等情况。这种形势下，如不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方向，出台有力度的刺激内需政策，2009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将会十分严峻。

　　中国决策层及时调整政策思路，准备运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危机。现在，金融政策研究者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抓紧时机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落实为具体的操作实践。目前，存款准备金和利率都有很大的下行操作空间。例如，为让商业银行有充裕的可贷资金，存款准备金可以逐渐下调至13%甚至是11%，这样可以使整个银行系统获得6千至1万亿元左右的基础货币。没有这些充足的流动性，国务院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就不能在信贷市场获取足够的匹配资金。此外，当前利率相对于刺激内需的货币政策要求来说仍显过高，可以连续进行几次27或50个基点的降息操作，降低借款企业的资金成本，创造充分的贷款需求。从全球的整体物价走势来说，2009年我国面临的已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的威胁。因此中央银行可以放心地采取放松式的单边主义行动方案，而不必忧虑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之类的问题。

　　在货币供给管理适度放松后，商业银行的放款行为也应当受到鼓励，而由微观金融风险造成的银行系统整体不良率可能上升等问题，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思考，即宏观经济下行、经济增长乏力对银行系统整体不良资产比率上升的威胁，要远比刺激内需旺盛、宏观经济重新走强走热所带来的风险要大。这样思考，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就会从应对世界性经济衰退和全球性金融市场信心缺失的大局出发，来选择政策和信贷扩张行动。中央提出的两年内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如果能在货币政策和信贷市场参与者的配合下在2009年前三个季度获得成功，中国经济就会产生“万绿丛中一点红”式的特殊效果。

　　左小蕾：对于货币政策的取向，我认为，目前银行惜贷和投资需求下降是主要矛盾，货币供应量不足、资金成本都不是主要问题。所以，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主要还是体现在放开信贷额度的准备上。当民间投资启动，银行信贷能够快速配合。如果企业投资需求不高是因为对经济前景的担心，而不是资金不足，利率的调整也不一定是鼓励投资的良方。当然降息可以从降低资金成本，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角度鼓励企业增加投资，也有利于银行从资金成本下降的角度，改变“惜贷”行为。从更宏观的角度，进一步降息可以缩小与美元利率的差距，在当前防止一些所谓“热钱”流入也有积极的作用。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当前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和氛围，保持与积极财政政策的一致性。其次，当民间投资开始启动，银行额度的放松，使得金融体系比较快地能满足对货币需求的增长，迅速增加宏观调控政策的合力。不过，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更多还是机制的改变，特别是在帮助银行分散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的机制完善，开放和规范民间金融方面做更多的努力，效果会更明显。

　　苑德军：我想再着重谈一谈贷款增量。该金融变量是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调控指标。这一指标的实现情况与央行确定的计划年度的调控数值之间的差距，一直以来是央行和金融理论界判断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和宏观金融形势的重要依据。尽管央行现已不再确定这一指标计划年度的调控数值，但人们仍习惯于把这一指标的当期数值和历史同期，特别是去年同期进行对比来说明问题。应该说，这种对比本身无可厚非，但对比过程中有一个怎样用客观、科学、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贷款增量增减变化的问题。影响贷款数量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常规因素，也有突发因素；既有政策因素，也有非政策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在不同年度的分布是存在差异的。比如，今年严重的冰冻、地震灾害所引发的灾后重建问题，就是导致贷款增加的重要突发性因素。还应看到，我国经济总量的“盘子”在逐年扩大，在经济总量逐年递增的基础上还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贷款增量也应该是逐年增加的。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某个时间段贷款增量较之历史同期增加较多，就判定贷款增量不正常或是认为宏观金融运行出了问题。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贷款增量规模应该较前一时期有明显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