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聂春林 实习记者 周呈思

　　 11月17日中午12点20分，大雨中的武汉，气温降到摄氏8度，一辆列车打着灯光冲开雨雾，缓缓停驶在武昌火车站的4号站台。

　　 西出站口，仍身着单衣的人们扛着红色编织袋浩浩荡荡地向前蠕动。他们小心避开招待所老板和搬运工人的热情问询，极力寻找通往这座城市的指示牌。

　　 魏龙一家行色匆匆。他们夫妇二人所在的一家沿海的制衣厂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开工，老板欠了一大笔债，很久没有露面了。在领到最后一笔工资后，他俩决定提前回家。

　　 “这才11月，想不到武汉已经这么冷了。”魏龙说。向外涌的人群如潮水，很快把魏龙淹没。

　　 距武昌火车站步行不到10分钟路程的宏基汽车客运站，22岁的徐卫江和14个同伴坐在车站外路灯下，一边打牌一边等包工头带回汽车票和雪菜包。今年春节后，徐跟随老乡离开故土秭归，南下打工。

　　 没想到，仅仅9个月后，徐和14个同伴，还有更多的人们，又从这里再次转车，返回各自的家乡。

　　 9月份时，徐还拿过1700元的加班工资，但上个月情况突变，他们所在的家具厂倒闭。工作不好找，大伙儿只能卷铺盖回家。

　　 宏基客运站值班站长殷惠敏告诉记者，最近两周的日客流量在1.3万人次左右，比往年同期增加将近4000人次，“增加的人次基本都来自广东和浙江等沿海地带”。而11、12两月本应是春运前的客运淡季。

　　 而现在，从武汉开往仙桃、孝感、汉川等附近城市的车票已相当紧张，回家的人们通常要排队数小时才能上车，省内班车实载率基本是100%。

　　 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数据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沿海制造业的背景下，在9、10两个月，回流湖北的民工总数达到30万人。

　　 大量民工从沿海回流，给湖北这样的中部劳务输出大省带来新的就业和公共服务压力，使劳动部门的官员神色严峻，同时也使今年初还在饱受“民工荒”折磨的湖北企业家们喜上眉梢。面对这支掉头而回的产业工人大军，从政府的就业拓展、社会保障到企业界的人力资源调整，一场前所未有的应变之战正在打响。

　　 两个月30万人

　　 魏龙、徐卫江他们回到武汉的这天，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大楼内一片繁忙。工作人员正在同省总工会的干部对湖北农民工返乡的相关数据进行联合核实，并紧急磋商应对策略。

　　 10多天前，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数据是，近两个月，有30万在沿海工作的农民工返回湖北，主要集中在黄冈、孝感、咸宁和荆州等地。

　　 湖北省就业促进会会长周腊元介绍说，湖北目前在外省打工人数为750万人。今年9月份以前，劳动力输出量与回流量基本持平。但9月以后情况发生改变，回流量开始大于输出量。

　　 有关部门在调研报告中举了一个例子：湖北安陆市某村组，27人外出打工，已有13人返乡。

　　 民工回流带来的严峻就业形势，促使湖北各级政府迅速行动起来，“省委省政府已发出紧急动员令，要求各部门做好调研，尽快出台对策，多元化安置返乡民工。”湖北省发改委就业分配处的何磊说，一周前，四川、湖北、甘肃、重庆、湖南等11个省市在驻深圳劳动站对农村产业工人返乡进行了调研。上周，湖北省发改委又组织了一次省内的调研。

　　 何磊在调研中发现，湖北省内的外向型企业也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及，仙桃市的支柱产业纺织业就已经有一些工厂倒闭。这导致数千农民工返回农村。

　　 根据省外省内调研情况，湖北省发改委迅速出台了“六条建议”，并即将在未来几天联合相关部门形成文件予以落实。

　　 其中引人关注的一条是：利用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的契机扩大就业。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重大启动项目清单即将印发实施，拟列入项目共177项，投资总规模近1.3万亿元。这些投资项目将创造数以万计的新工作岗位。

　　 而此前，湖北省政府于10月底下发《推动创业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决定实行产业、税收、收费、财政、失业保险、信贷、职业中介和培训补贴、以及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等十项促进就业的政策，并要求各级政府按不低于本级财政上年度一般预算收入1.5%的标准建立就业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就业援助。

　　 家乡的就业消化力

　　 除了家乡政府的全力相助外，省内部分企业张开怀抱，也让返乡民工看到了希望。

　　 11月14日，一场大型用工招聘会在湖北汉川体育馆举行，当地56家企业提供的3600多个就业岗位，引来大批返乡农民工应聘，当天即有2800多人与企业达成用工意向。

　　 汉川市劳动局统计，近3年来，当地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每年以7.2%增长，而新增劳动力每年仅增长1.8%，存在较大缺口。今年2月，汉川市一年一度的“百企万岗”招聘会上，不少企业把门槛放得很低，仍然苦于招工难。

　　 从2005年起，沿海的民工荒蔓延中西部，在距武汉不远的国内裁缝工人主要输出地潜江市，沿海企业到潜江农村预订工人的订金行情，今年春节后涨到了1.5万元。深圳有的制衣厂甚至给每个工作满5年的车间主任、班组长赠送一套在潜江城区的100平方米商品房，以留住这些生产骨干。

　　 如今短短8个月，招工形势大逆转。“沿海农民工大量返乡，缓解了民工荒。”汉川市劳动局一位人士介绍说，政府借机举办用工招聘会，并开展更多的技能培训，让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

　　 武汉市人力资源市场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武汉目前在加工制造、餐饮服务、商贸、社会服务及交通运输5个行业有4—6万个岗位长年空缺，加上每年新增的岗位，目前武汉可容纳10至15万返乡农民工。这意味着，返乡农民工短期内还不会打破目前的就业平衡局面。

　　 “比如熟练的首饰制作工在武汉就很难招，武汉有的企业已开出1000元至2000元的月薪。”武汉市人力资源市场主任李永洪说，目前返乡的农民工多为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人，他们有在沿海工厂工作的实操经验，刚好填补了近年来沿海向内地持续性产业转移的用工需求。

　　 最近的一例是，一个新制鞋厂从东莞搬到了湖北阳新县，需要2000多名制鞋工人，该县从沿海返乡的六七百人全部消化后，企业仍嫌不够。

　　 除了打工就业，创业也许更吸引手头攒了点现钱的人们。

　　 饱经风霜的老董不打算再跟年轻人拼抢一份饭碗，他更愿意用这几年打工积攒下来的钱在城里开家餐馆。

　　 老董听说政府鼓励个人创业：湖北部分区县最近开始施行绿色优惠政策，让失岗返乡人员享受下岗人员创业的同等待遇，并对有创业意向、符合条件的返乡人员，在注册登记、办理执照等方面特事特办。

　　 “目前回流人群还未集中求职，主要原因是临近春节，许多在外漂泊了大半年的农民工选择暂时与亲人团聚。二是赶上每年11月农村秋播秋收，不少人回家后正好帮家里干些农活。”李永洪认为，“就业冲击的出现，至少要等到明年4月份以后。”

　　 周腊元则持较为乐观的预期：“由于湖北长年缺工人数达50万左右，加上近年来一直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目前返乡的劳动力都很容易在省内消化掉，因此就业总体局势暂时还比较稳定。”

　　 “第二代民工”的未来

　　 何峻峰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农民工”。两年前，这位湖北麻城籍的“80后”踏上深圳的土地，在一家印刷厂当制版工人。现在，当年和他一同南下打拼的两个同伴尽管失去了工作，却不愿回家。

　　 “回去能做什么呢？种地？”何峻峰反问道。他告诉记者，像他们这样的同龄人90%以上压根就不懂种田，好多人连农活都没碰过。

　　 对家乡政府提供的带有每人每月150元生活补贴的职业培训，及培训后可免费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何似乎也不为所动：“这些培训学校都在城市里面，我随便租个房子就得倒贴钱。”他曾经参加过镇上办的电脑培训，拿了证但没学到什么东西。

　　 在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传江看来，何峻峰们属于典型的“第二代民工”，即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新一代民工。“80后”加上1970年代出生的，这样的民工占据了赴沿海就业的主流，大约在60-70%。这次返乡潮，他们仍是主流。

　　 相对于第一代民工，第二代民工少了对农村作为自己归宿的认同，多了一份“城市梦”。这同时也令这一代人的境遇更加尴尬：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一方面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一方面因为技能不够而只能从事低端制造与服务业。

　　 “一旦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经济滑坡，他们只能返乡。但回到家以后，由于不懂农活，同时也丧失了他们父辈所具备的基本生存能力。”刘传江表示。

　　 来自中山大学教授刘林平的一份调查显示，第二代民工最希望政府“提供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比例占被访者的19.3％。

　　 “这是一个渴望新知、学习能力强的农村精英群体。”一位政府人士表示，现在正好可以利用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时机切实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基础性教育，让第二代、第三代民工获得在未来数十年间的竞争能力。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简新华认为，第二代民工的市民化，是以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提升为基础的。这需要政府的强力推动，“千万不能消极坐等经济回升”。

　　 何磊则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年富力强、见多识广，属于“农村精英”行列。如果能够引导一部分人参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乡村自治和社会组织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的局面将可望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