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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以来,为遏制金融危机蔓延,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了巨额救市计划,在收效仍不明显的情况下,各方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它们期待着中国有所行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望和权衡之后,中国政府终于推出了一个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一行动震撼了世界。
这堪称一个“新政”。首先,“新”在推出的时机和规模。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作了调整,从“一保一控”向“保增长”转变。全国上下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准备,等待着将于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具体的安排和部署,这也是往年形成的惯例。而现在,会还没有召开,中央就推出规模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投资力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减税等多方面的措施,来迅速逆转经济过快下滑的危险趋势。可称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同时,4万亿元的大手笔,相当于近6000亿美元,按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其力度远远超出了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救市力度,非但让那些要求中国更多出手挽救全球经济衰退的国家无话可说,而且足可以让它们对中国刮目相看。
其次,“新”在计划的投入领域,中国政府应对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和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措施不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中国政府的应对政策更多的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带动国内投资需求,这次和1998年不一样的是,政府对民生保障的投资成为这次的一大块,这是一个新的亮点。根据这一计划,政府批准到2010年底共计投资4万亿元,用于包括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建设、民生工程以及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等在内的措施。
我的理解是,内需的拉动基本上可以弥补由于全球金融衰退导致的外部需求的减弱,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外需减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提出的新的经济措施,无论对本国,还是全球经济都是一件好事。这次中国花很多钱用在民生领域,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但我们在欣喜之余,也存有隐忧。首先,“十大措施”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到底资源如何在这些领域分配不得而知,也不清楚怎样从制度上保证不是重复建设,且非资源浪费,更不会被利益集团挪用。从政策的思路来看,在内需不振、出口面临国际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仍将离不开对投资的巨大依赖,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这种政策可能造成的“悖论”在于:从资源配置而言,如果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政府投资,则意味着在一些政府垄断的领域,政府的力量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会增强,使得效率更高的社会投资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同时也使得那些亟须资金的企业,由于资源向政府项目的倾斜而陷入更深的困境,显然这是和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其次,从投资总量分析,两年4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去年中国GDP的近五分之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起码有两个百分点,力度显而易见。然而,不要忘记,这4万亿元的投资总量,分布在十大领域,而且还包括增值税转型的减税额。问题是是否只要符合规定的这十大领域,都应该给予照顾、获得审批?这十大领域的比例如何分配?各领域的项目又如何确定?且不说两年内的4万亿元,就是今年四季度新增的1000亿元计划,还剩一个多月的时间,怎样才能科学地分配?
所以,为了确保将“十大举措”的目标定位于中国经济的转型,避免利益集团的干扰,切实应用于民生领域,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应当经过系统、科学的论证,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现在,一些地方及有关部门,有借助救经济搞大跃进的倾向,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如果缺乏对项目进行严密充分的论证,那么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所要极力纠正的东西,就很可能因为一反经济减速而全回到过去,经济转型的努力,也被4万亿元的飓风吹得烟消云散。
第三,令人担忧会否在此背景下出现权力寻租。按照中国的投资管理体制,需要地方上报项目,报经发改委批准。于是,各地企业纷纷闻风而动,带着项目来北京寻求支持,希望能从这份投资计划中分一杯羹。目前已经有报道,发改委附近的宾馆已住满了政策寻租者,这些人大多风尘仆仆,不少人还拖着大号的旅行箱,很明显是从外地过来的,他们手中则无一例外地捧着一摞厚厚的文件。
发改委门口出现这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历史经验表明,政府主导下的低效率投资拉动,最有可能形成浪费、重复建设或权力寻租,这在过去十年屡屡出现。
我们并不愿将此进出发改委的人越来越多的情景称之为“跑部钱进”,但见过太多的重复建设和形象工程,我们又没有理由不对政府投资的效益产生怀疑。我们当然愿意相信,中央部委执行政策是坚决的,也是高效廉洁的,但到地方之后,如果没有独立司法机制、新闻媒体和民众舆论的监督,又如何能够保证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事实上,所有的贪污受贿,都是在这些环节产生。综合所有的腐败案例,皆与支配权有关,而支配权涉及两大领域,一个是钱(包括物),另一个就是人。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谁否认改革开放的成绩,谁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但谁不正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谁就是糊涂虫或者别有用心。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引领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在投资领域和用人机制上形成的另类中国特色,也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必须消除投资和人事上存在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难,就是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发挥各有关方面的监督作用,创造各种条件让广大民众参与进来,提高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决定权。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