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上海近年的城市与经济发展模式，重要的不是从概念、定义和某些预设的前提出发，而需从问题出发。

　　问题是什么？

　　检视上海这些年的做法，我总觉得上海一直有意无意地在学香港，效法香港，其主要表现是：1.传统工业急剧萎缩；2.房地产迅速成为支柱产业；3.做大服务业或第三产业，例如矢志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等等。

　　不能说上海这样做完全对或完全不对。事情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于它的中间状态。首先，一般不会有人说上海的老工业一定不能消亡，问题是上海该不该有工业？现在上海提出要发展“先进制造业”，说明上海还是想要工业的，只是要“新工业”。这当然没错。困难的是当下上海正处于“重商主义”时代，太缺乏搞“新工业”的环境和条件。按理，钢铁、造船、汽车算不上“新工业”；大飞机可以算，却来日方长，须从长计议。即是说，政府投资和主导的“新工业”至少中短期内难以在上海奏功，剩下来就要寄希望于国内民营企业和境外资本。从这些年上海的情况看，搞“新工业”的国内民营和外资，搬（撤）走的多，进来的少；准备走的似更多，想要留的似更少。主因应该是，上海的土地、劳务和商务成本太高。例如，位列世界500强前100位内的联合利华前些年就将原在杨浦、静安的工厂搬到了合肥，只将总部留在上海。明白人一看即知，这种模式正是香港模式！二十多年前香港制造业大举“北伐”，很快使香港经济“空心化”（指制造业萎缩）。回归后香港政府发誓推进高科技产业或数码经济，结果要么见效甚微，其路漫漫；要么“挂羊头卖狗肉”，或“新瓶装旧酒”，高科产业成了商人们谋取土地搞房地产的“敲门砖”和“通行证”。其影响和教训是十分深远和深刻的。

　　其次，如果说上海这些年搞“先进制造业”真的差强人意，那上海在房地产上的作为可算得上是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且不说国家大气候，这十几年来上海在房地产方面的一系列“地方创新”，真正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上海的房地产热最先是从大规模卖地开始的（当然是中国特色、香港做法、上海特征的“卖地”，卖的是若干年限内的土地使用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开始学香港搞“土地批租”；有了这源源不断、愈滚愈大、不需要上交中央财政的“卖地钱”，上海的几轮“三年大变样”工程和旧城改造便断无资金之虞。而且，这上海人卖地卖得绝对比“香港师傅”更加精明和有学问：香港卖地按土地面积计费，上海则按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可以造多少建筑面积来收钱（这就是所谓的“容积率”。曾几何时，上海有多少房产商将“容积率”视为房地产的“第一生产力”而不懈追求）。不能不指出的是，这是上海楼价高昂的又一成本因素。

　　——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上海在城市规划方面采取了“权力下放到区政府”，市、区两级政府搞规划的奇特政策。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大都市是像上海那样可以由十几个区（县）政府机构同时拥有城市规划权，可以在城市建设上“各取所需”、自由心证”、“百花齐放”的。九十年代中期，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市中心区的区长面斥该区的规划局长，批评他把一幢商办楼的海拔高度规划得太低了，只有98米高，结果，该区长略一沉吟，当场拍板，将大厦高度改为158米（取意“我要发”），要建成该区“三年大变样”的标志性建筑。我清楚地知道该区长是从部队转业过来的，除在党校学习过，从未学过和干过建筑规划。当时我极为震撼——泱泱大上海，其相当一部分楼宇的建筑规划，竟然是这样做出来的！记得徐匡迪同志在上海市长任上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对上海九十年代中期建造的房子最为担心。我想，他担心的应该是建筑的规划和质量！

　　——土地是房产之母。十几年来，上海搞房地产最流行的土地转让方式，一直是“协议转让”——不用说都是由领导人、质言之是由主要领导人定的：卖哪块地、卖给谁、卖什么价（含容积率多少）、卖的地干什么用（土地性质，是盖办公楼还是住宅或商场），绝对是一把手说了算。一些敏感地块有时会走程序、搞招投标之类，但圈内人都知道，这只是走形式、过过场而已。再往后还有更离谱的事：上海土地转让招投标竟然大异于香港及国际惯例，一不是价高者得，二不是当场揭标，而是经领导和专家秘密评议后再公布。不少竞标者事后对开标结果（低价者中标）甚为怀疑和不满，上海有关领导的解释竟然是：这是为了保护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不把房价炒得太高！

　　——其他方面的问题我曾有过论述，例如上海在全国首创将所有被动迁房都当作产权房来进行补偿；上海在全国首创异地人买上海房可送上海蓝印户口；上海在全国首创买房可享受契税仅0.75%的特殊优惠；上海曾在全国首创“外销房”与“内销房”的房价“双轨制”；上海曾在全国首创外资与内资投资房地产的重大差别政策：内资投资带有旧城改造的房产地块，竟可以豁免全部土地出让金（而外资则一分钱不能少），这就有了后来臭名昭著的“东八块案例”：周正毅居然通过土地“零转让”获得市中心的一块黄金宝地，令那些国际房地产界的衮衮大亨们目瞪口呆…

　　第三，关于上海定位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说这件事要明确两个普世前提：

　　1.国际金融中心至少需具备的条件是，货币的自由流动或货币的国际化。

　　2.任何熟悉世界经济史的人都晓得，从没有哪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由少数官员事先计划和安排好的，至少华盛顿或林肯当年没有计划过让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英国世代女王也未下达过让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书。

　　上海现在还不是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点应无疑义。上海现在恐怕还称不上是中国的第一金融中心吧。准确地说，上海目前是一兼具全国性和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前些年香港人有些紧张，以为上海与香港有得一争，上海要拼“国际金融中心”，实际上港人似多虑了。老跟在别人后面跑，一般不容易跑过别人。这些年上海学香港，学得如何呢？

　　我仍认为，审视和终结“上海模式”，此其时矣。

　　（作者系知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