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我两个女儿相差一岁半，老二个子长得相对较快，三岁后差不多就能穿姐姐的衣服。刚开始，为了培养姐妹互爱、共享的习惯，我夫人跟她们说好，妈妈给她们买的衣服，是两人共同拥有的，属于“公共财产”，谁都可以穿，任何人不能独霸。

　　几个月后，妈妈发现，姐妹俩不仅穿衣服时毫不珍惜、不负责任，而且经常为抢衣服大打出手，陈晓说她先拿到，陈笛说是她先拿，两人各抓衣服一头，谁也不放弃。到后来，局面演变到，只要一方想要穿哪件，另一方肯定也要那件衣服。

　　“公有”体制失败后，我夫人王蓓只好改变制度，每次买衣服时，先说好这件是陈晓的、那是陈笛的，等等，明确产权，并规定谁要穿对方的衣服时，必须先得到同意才行，不可以在没有得到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穿对方的衣服。我们家里的“私有制”就这样出现了。把产权具体、明晰化到个人之后，不仅那些为衣服而大吵大闹的局面减少很多，陈晓、陈笛对衣服也更加爱惜。

　　个人对自己东西爱护、对公有东西无所谓，是这么自然，在我女儿她们那么小，还没人教她们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的时候，就知道区别对待自己的和公有的东西。产权归属明确的私有制体系，不仅是社会最为基础性的激励机制，而且是社会良序、个人权利的基础，也最尊重人性。

　　当下，各国经济因美国金融危机而全面受挫，危机之下，从美国到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冰岛、匈牙利以及中东国家、拉美国家等，都在由政府接管银行、券商或保险公司的股权，要么全资国有，要么由国家实质性控股。于是，不少同仁开始怀疑自八十年代开启的全球私有化改革：这是不是对过去二十余年私有化的反动，是不是“再国有化”的起点？从我女儿她们的表现中所看到的人性是否真的可以被强制改造？人类社会是不是真的必然走向国有？

　　政府接管危机公司在美国

　　不是第一次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接管银行跟我们熟悉的国有制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今天美国和西欧国家由政府持股一些大银行，只是过渡性的危机处理手段，不是让政府通过银行发财或实现“共同富裕”之目标。

　　实际上，19世纪之后，出于不同的理由，美国也多次这样做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为了保证战争运输的顺利进行，联邦政府强行接管并经营美国的铁路公司。一战结束后，于1920年，政府重新补偿这些铁路公司的原债券投资者和股东的经济损失，同时将这些公司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由民间自己经营。

　　同样是出于战时紧急状态与军供安全的理由，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几十家私人铁路公司、煤矿公司以及杂货零售公司由国家接管，到战后再还回给民有。1952年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私人钢铁公司威胁要进行全面罢工，断绝战时钢铁供应，结果，杜鲁门总统宣布由政府接管88家钢铁公司，以保证国家安全。可是，接下来，钢铁公司的股东们集体起诉，指控总统命令违宪，最后，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定总统越权，命令将这些钢铁公司归还给私人股东们。

　　在金融行业，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政府接管过很多银行，其中规模最大的举措要数1932年由联邦政府成立的“国家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FinanceCorporation），它不仅给处于危机中的金融公司提供贷款，而且花了13亿美元 （在相对规模上相当于今天的2000亿美元）买了近6000家私人银行的股份。等经济复苏、银行业稳定之后，由“国家再建金融公司”代表政府持有的银行股份都卖给了私人投资者，或者干脆让这些政府拥有的银行股份私有化。

　　1984年，当时美国的第7大银行——“大陆伊力诺依银行”（ContinentalIllinoisBankandTrust）在德州等地因投资油田而呆坏账太多，出现潜在的挤兑危机。由于那家银行太大，“大到不能倒”，随时威胁金融市场的稳定。为避免一场金融危机，联邦政府注入资金并接手其80%的股份。在政府因呆坏账而损失近10亿美元后，该银行被重新改组私有化，变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美洲银行 （BankofAmerica）。

　　最近的一次是1989年由联邦政府成立的 “信贷银行清算公司”（ResolutionTrustCorporation），其背景是八十年代利息高涨，大量信贷银行资不抵债，一场金融危机眼看要拖垮美国经济。“信贷银行清算公司”代表联邦政府接手747家私人信贷银行，共接手近4000亿美元的呆坏账。之后，该机构再将这些银行资产一一卖出给私营企业。到1995年，纳税人共付出1240亿美元左右的代价，但银行业已全面恢复正常，“信贷银行清算公司”的使命结束了，当年即关门。

　　美国的救市或者由国家控股私人企业，有两个特点：其一，只是在危机出现并且其他补救方式都无效时，政府才出面，目的不是要由政府长期经营企业、银行，更不是与民争利，也不是通过政府经营来实现“均贫富”，只是为了解决危机，或者为了特殊的战时所需；其二，一旦危机过去，市场信心恢复并进入正常运行后，政府就从那些国家持股的银行、金融机构或企业中淡出，将股份转售给私人或私营企业。

　　这种因危机所引起的国家持股，跟当年中国和苏联进行国有化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不是由国家把民间力量从行业中挤掉，不是要将民间私有财产全面国有化，不是由国家来经营经济，而是在出现市场危机时为民间市场提供援助。也就是说，这种因危机而接管金融机构的手段，是政府基于公众利益对私有制经济的补充，而不是对市场、对私有制的取代。

　　政府必须在问责架构下干预市场

　　在市场出现危机时，政府干预是不是否定市场经济理念呢？不理解人之本性的人会认为这证明计划经济、国有经济是人类的重新选择，我们以前的教训、前苏联的教训都告诉我们：以私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更尊重人性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障。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今天还能像两百年前那样，有一个没有政府影子的绝对自由市场。在传统社会以村、以局部地区为核心的市场中，由于各地市场相对隔离、相互影响小，一地市场出了问题，即使没有政府救市，后果再严重也危害不到全社会。那时候，政府救市的直接成本和间接“道德风险”成本会远高于其好处，因此，以前可以有几乎绝对的自由市场经济。

　　现在，不管是一国之内，还是跨越国界，各地区市场都已被整合到一起，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金融市场已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分割市场，而是真正国际化了的市场。在这种时候，如果一个市场因信息过多地不对称而引发信心危机，并全面崩盘的话，它对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形成前所未有的震荡，这涉及到太多的公众利益。

　　说到底，还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改变了市场与政府间的边界。在1800年前后，美国95%的人口生活、工作在农场上，种粮食和做手工基本是为了自给自足，除了靠近大西洋海岸、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等少数地区的农场外，其他地方的美国村庄即使有剩余粮食，也很难运到真正的跨地区市场上销售，整个跨地区市场的形成程度很有限。就连整个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也才2800万美元，今天意义上的金融证券市场还刚刚萌芽，更谈不上有全美一体化了的金融市场了。所以，在那种时代里，市场难以出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当然用不着由政府来救，因为那不容易把整个社会拖垮，局部市场危机涉及不到太多的公众利益。那时，还根本没有商品期货市场、期权市场，更没有住房按揭贷款证券，没有投资银行这样一种行业，那些都是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事情。

　　由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铁路网络、电话网络等，到了二十世纪初，不仅美国各地的商品市场，而且连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也把美国各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到1920年代，美国各地的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算是真正地被整合为一体了。从那时开始，市场危机和全社会危机被等同起来，因为一个地方市场的咳嗽已经能让各地市场都感冒了。

　　但是，到那时为止，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意识到那种市场一体化程度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点的影响，还是认为政府和市场可以完全独立，不需要由政府介入危机处理。真正教训美国社会的是1929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大危机，1930年代的大萧条让人们看到，当市场跨地区整合到一定程度，当金融交易的复杂度、广度和深度上升到一定层面时，有些市场参与者居然能“大到不能倒”的地步。经过那次教训之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对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的制度架构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为那以后的发展奠定根本性制度架构，使政府的边界适当往外拖延。

　　1930年代的危机是因为美国各地市场已经全面一体化，金融市场已经很深化，但政府的制度支持与监管架构没有跟上，所以导致了危机。而这次是因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已全面跨越国界全球化了，但并没有相应的跨越国界的制度和监管架构，所以，也导致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危机。在这种“救火”时期，由政府先出面接管，是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发生变化之后的必然。

　　国家在市场中必须承担维护产权和契约权益的责任，也应当建立和维护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此外，当意外市场事件威胁到太多公众利益时，政府有责任出面保护公众利益。相比过去，政府介入恢复信心的必要性确实高了很多。

　　当然，如果政府干预救市，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这也是代价，也会很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全球化了的社会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大了很多。但权力增加很多的同时，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必要性也大大增加，因此，就出现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这些同步发展不是偶然的。

　　我们必须看到，在关键时候，政府不救市会有很大社会成本，但救市有好处，也有道德风险，两害相权究竟谁重、谁轻？由谁来判断？做出判断的人是否公正客观？是否有可靠的制度架构保证其公正客观？所以，政府可以在市场危机关键时候起重要作用，但是必须在问责架构下干预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伴随政府干预市场、解救市场危机的频率越来越多的同时，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问责机制也必须跟上，必需有相配的政治改革，否则，政府权力的扩展反而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代价。所以，我们不怕看到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因为其与市场的边界发生变化而频频介入市场，但我们怕只看到政府权力的扩张，而见不到对权力制约和问责的出现。

　　（作者系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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