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经济学家评点十大政策

　　本报记者 商 灏

　　 面对经济危局，胡温的罗斯福式新政正在赢得举世欢呼与喝彩，但4万亿之力如何化解社稷民生经济之忧？力度是否足够？运力能否得当？如何防止被相关各方错误用力并造成严重后果？多位经济学家最近均表示深信，以政府干预和增加政府支出方式应对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必要的，但这项中国历史上空前豪迈的财政举措在运力之中必须要有更多深思熟虑和非凡远见。

　　落重药治凶疾

　　 中国自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内外形势凶险异常，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应当采取的对策的基本研判,就是尽快推出大规模政府投资计划,以基础设施投资为突破口,以增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鼓励居民住房购买性支出为重点,在扩大国内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大基础上,全面持久地扩大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内的内部需求。

　　 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思想主张。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便是其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坚持认为：如果仅仅针对股市楼市出台一些调税降息的政策，那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没有类如罗斯福新政那样的大的经济振兴方案，就不足以应对现在这样空前的经济衰退和生产过剩。他主张，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进行城市化建设，其需求和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像中国这样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城市化率至少应在75%以上，但现在只有40%。这个需求可能应该补上，加的再多也不算多。

　　 令人瞩目的是，本月下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召开，温家宝总理等不及两周就先做全国总动员，“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经济形势之急可想而知。

　　 “我们的麻烦和美国、欧洲的麻烦不一样。我一直认为，我们有大量过剩的产品，我们只是如何创造需求的问题，比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消费；另一方面，要利用城市化将经济提振起来。”王建说，我们现在是到了必须考虑如何实行一个更大更强有力的刺激经济之政策的时候了。所以，需要马上准备一个大的经济振兴方案才有提振人心的效果。而且这也不仅仅是为了提振人心，实际也是促进物质产品需求之间的传导，比如真正有更多投入用于城市化等等。

　　 “与其留着很多的外汇储备，还不如搞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从长远来讲是一定需要的。而外汇储备实际上我们总在受国际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压力。这让我们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似乎也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陈东琪认为：“把更多的国家盈余用于长远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规避金融风险，对我们的长期发展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和后劲储备。”他强调，“我们一定要看得远一些，有一个长远的视野，长远的谋划和打算，这样的话，即使我们在经济调整时期下降二三个点，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多收获，为下一轮经济发展打下基础”。

　　 尽管有外电评述说，庞大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事实上是一杯猛烈的政治宣言鸡尾酒，是大博弈外交，但在出口不振、消费乏力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或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虽然政府支出不能代替市场需求，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下行的趋势，而增加财政支出对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效果却应非常明显。

　　 细看之下，这次刺激经济方案，总的精神是“保增长”。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如果经济增长连8%都保不住，会有大批农民工失业，令社会潜伏动荡隐患，十项政策，民生工程成为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可以实时吸收因为制造业低迷而释出的剩余劳动力；而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交通基础建设，既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的作用，又为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积极的财政政策曾是中国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国内特大洪灾冲击的主要做法，在货币政策中使用“宽松”字眼也是十多年来第一次，而从撬动国内需求之中又可看到，中国经济正努力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以消费和内需为主导。

　　 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货币政策也将在优化结构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专家们指出，既为应对金融危机之道，也为向过去经济增长模式说再见，这应是此次宏观调控政策转变的双重原因。当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重合时，需要对两者有足够认知。提出以加强内需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型，还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中国投资国内市场是否具有更大的效应？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拉动国内消费从沿海走向内地，从城市走向乡村，使中国广大的劳动者更大程度上普遍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经济或将因此真正变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药力或还不够

　　 有悲观论者担忧，4万亿的资金调动能否启动内需,进而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使中国经济能够彻底逃离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

　　 这种声音认为,药力还不够,甚至有可能治标不治本。王建分析指出,这些政府投资项目有许多是福利性质的,虽然对刺激经济有一定作用,但增加的消费解决不了中国目前存在的产能过剩这一根本问题。此外,他认为4万亿的政府投资从数量上看也不够。因为中国新开工项目增幅下滑,政府新增投资一方面要弥补这部分不足,同时还要刺激内需,这两项估计至少需要10万亿的投资。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把本次政策的放松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看做是给予市场的强心针，但他强调由于国务院的十项提振内需政策以及4万亿的投资刺激还是针对于经济层面，对于目前的市场而言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所以还需客观看待。

　　 “4万亿投资都是次要的，重拾积极的财政政策才是最为关键的。”贺强更看重政策的变化，“2003年6月以来，持续了5年半的宏观调控政策发生了改变，这一点可以说意义深远。只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投资是不成问题的，4万亿不够，或许还会增加。”

　　 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务院常务会议将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定位于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这些都是确保中国经济渡过难关,长治久安的全局之举,也可以弥补此前在民生问题上的部分历史欠账,除了交通投资,其他都是长效工程,而且只能站在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去优化 资源的配置,合理安排资金。

　　 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某些地方政府通过游说一旦获得投资,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为了追求政绩,很可能将资金用于短期见效快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甚至可能引发上世纪90年代的重复建设和豆腐渣工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4万亿的投入不仅不能带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不能确保民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反而会引发投资灾难,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周期中贻误经济转型的大局。

　　　 改变预期应对通货紧缩将是重中之重。但政府此次的大手笔未必能立马见效，若通货紧缩预期一旦形成，掉头很不容易。所以，或许还需要在政策上予以更大规模的刺激。

　　　 　而无法成功改变预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众对这些巨额资金的落实程度感到怀疑。有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民众认为政府投入的资金会打折扣，不能全部落实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如何让政府的钱花得最有效率，这恐怕是政府在砸出4万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投资前需要好好考量的一件事。政府投资效率普遍低于民间或社会投资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完善现有的政府投资监管机制，可能比找寻合适的投资项目更重要。尽管在中国政府花钱也有审计部门进行监督，但通常是事后的审计，而事前项目审核及事中监督因多种原因往往并不到位，这也是“豆腐渣工程”、“烂尾工程”等频出的主要原因。　

　　药到未必病除

　　 尽管在1997年开始的住房体制改革以来逐渐积累的财政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起到了定海神针之作用，但我们仍对扩大内需政策心存疑问：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支柱是促进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升级。但是，消费升级的增长点在哪里？医疗、教育和养老体制改革能否在中短期内逐步到位？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能否带动其消费升级？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直言，收入分配不均衡是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富足人群且不说消费倾向，就其金钱流向：除了满足日常需求，富余则大多投资于金融、房产进行投机活动。而贫困人口手中资金有限，储蓄倾向较高，消费能力低下。所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对于中国经济内需不足，是治本方法。而政府对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默认，对于农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日后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赵晓强调说，给予民权，要比补助民生强得多。

　　 赵晓认为，单纯从理论上构想的“农业发展——农村消费增长——拉动内需——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一流程，似乎很难满足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呼吁，农村土地的改革不仅要与国家在医疗、养老等一般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相配套，还要与国家的教育保障相结合。前者解决生存保障问题，后者解决发展保障问题。

　　 人们都知道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不但解决了经济危机问题，而且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美国，这恐怕不是仅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就能做到的。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用“三Ｒ”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 (Reform)，而“增加投资，扩大内需”只是“复兴”经济的手段。

　　 救济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增加投资，扩大内需”能部分解决救济一个方面的问题，即能大量增加就业岗位，救济失业无业者“一时”；然而从长远来看，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有无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大手笔投资？诚然，短时间就业岗位的增加能缓解一部分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然而没有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没有政府的社会福利投资，即便很多人有了工作，也无长远的保障。

　　 陈东琪认为政府在这个阶段应该做好两件事，一是减税加薪，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工人加薪。扩大内需，有力提高我们的大众消费购买力。所以减税是未来我们财政对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至于改革，我们谈了三十年，以世界经济的走势来看，从一个国家稳定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如果一定要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成就非凡，则我们的经济监管体系改革实在并无多少建树。学者们认为，造成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危机局面的，有外部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即是经济监管体系的混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罗斯福新政通过改革经济监管体系，以立法的形式约束资本家们遵守“公平竞争”的规则，制定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给工人们制定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垄断，减少与缓和了紧张的阶级矛盾。而在中国，由于经济监管体系的失位，“公平竞争”只是空谈，一部姗姗来迟的《反垄断法》，因为有种种漏洞而备受诟病。问责起来，经济监管部门或难辞其咎。所以改革用药之猛力，或更应投向经济监管之体系。

　　警惕副作用

　　 尽管国家发改委已召开紧急会议对庞大投资进行安排,明确该投资将严格防止用于“两高”行业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许多人还是担心，中国政府此次刺激经济的表现，虽然行动快力度大，但路子对不对？4万亿刺激方案将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是否也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原材料价格，最终造成PPI上升向CPI上升的传导？4万亿元的内需刺激方案，无疑给市场注入了强劲的信心。但如果用错了地方，随着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增加，未来是否会产生新一轮的通胀？

　　 更进一步的质疑是，今天的4万亿政府投入是否还会让水泥、铝、钢铁在中国大地上再多多堆集起来？如果奥巴马先生与欧洲全力推进世界新能源框架，如果我们把大量水泥与钢铁工程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开工时，全球粮食会不会随着奥巴马先生与欧洲的政策出现飞涨？而随着美元巨额赤字下，若美元再出现重大贬值，石油与黄金及全球重要商品未来会不会再出现飞涨？未来我们这些中国大地上刚开工的水泥与钢铁工程，成本是否会大量上升，中国政府的债务是否会出现不可挽救的增长？那么到时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会不会将和1991年- 1993年的日本一样艰难？

　　 “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比较，这次危机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但是这次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将更严重。”王建担忧，“按照目前的态势，如果政策不当，经济增长保8%都成问题。”

　　 但对国家未来经济趋势，赵晓却颇显乐观：中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已快速回落1.8个百分点甚至可能是3个百分点以上，而未来的经济形势会更加严峻，宏观政策不可以再延误时机。中国经济短期确实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即使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次贷危机恶化打击国内投资的信心，同时股市、楼市出现萧条，短期内仍可以依靠目前较好的财政状况，核销银行呆坏账，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增长，保持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来解决长期改革和经济发展模式之转变问题，只要措施及时得当，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依然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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