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罡

　　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欢迎奥巴马的当选，美国国内则欣喜中显出沉重。“在奥巴马之前，没有总统在进入白宫之际遭遇如此震撼性的重重挑战。”美国《纽约时报》用这样的话描述着这位年轻的新总统面对的艰难时局。

　　两场战争、史上最具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一、10万亿美元的债务，以及四处弥漫的反美情绪……奥巴马继承的是一个在财务和信誉上都濒临“破产”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一直自命为世界领袖。

　　在这个动荡年代，大选之后的美国将怎样影响世界？

　　奥巴马眼中的新战略与旧传统

　　奥巴马将是少有的拥有海外成长经历的美国总统。领袖的政治理念常常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这决定了奥巴马在就任之际，在许多外交政策上已有定见。可作佐证的是，在他2006年出版的共九章的《无畏的希望》一书中，专辟一章谈论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开篇就从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童年谈起。

　　同时，尽管我们现在对这位血缘复杂的新总统的履历已有所了解，但经常被忽略的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背景。奥巴马曾是首位当选哈佛大学法学院学术刊物《哈佛法学评论》主编的非洲裔学生，这份刊物在美国法学界享有盛誉。奥巴马还曾经在另一所顶尖法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兼职任教12年。

　　上一位有这样长期执教经历的美国总统，大概应该是1913～1920年之间执政的威尔逊。在“一战”的氛围中，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提出了关于重构全球格局的“十四点声明”，并推动成立了“国联”，因此成为国际关系中理想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

　　童年的经历让奥巴马认识了一个多元的世界，知识分子的特质则似乎让他对国际潮流的新特征更敏感，也更倾向于打造一个内容广泛的政策和理论框架。

　　奥巴马在谈论外交政策时，多次使用“全局性的”(overarching)一词。他在《无畏的希望》中说：“在公众眼中，(上世纪)90年代的外交政策缺乏全局性的主题或大理念。”今年7月在华盛顿的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讲中，他又呼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局性战略，来面对一个全新而危险的世界的挑战。”

　　整体而言，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还只是勾勒了一个大体的框架，提出了一些远景和目标，而较少具体的方略，其许多誓言在细节上更有待推敲。此外，更常见的是他在理念上对传统外交的回归，在言谈中屡屡表示将重视外交手段、防止单边主义、尊重多元文化以及发挥和强化国际组织的功能等。

　　但与布什、麦凯恩、希拉里等老一辈政治领袖相比，奥巴马对于靠外交折冲和妥协来达到目标持更开放、也更大胆的态度。例如，他曾在竞选中表示，愿意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包括伊朗在内的国家的领导人会晤。

　　尤其特别的是，奥巴马更重视全球化潮流下出现的新变化，并且强调国家之外的政治行为体和跨国境议题带来的新挑战。他相信，美国现有的全球战略是根据“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制定的，这套战略已经不再适用。

　　奥巴马在《无畏的希望》中问道：“如果发展最快的危险都是跨国性的——例如恐怖组织网络抵抗或破坏全球化力量的企图，像禽流感这样潜在的流行性疾病，以及全球气候的灾难性变化——那么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应该如何调适？”

　　当奥巴马尚未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时，他于去年以参选人的身份在《外交》期刊上发表《复兴美国领导力》一文，系统阐述其外交理念和设想。该文呼应上述问题说：“这些威胁要求21世纪的领袖具有新的视野。这个新视野脱胎于过去，却不受过时思维的束缚。”

　　他进而批评说：“布什政府用过去的传统思维来对‘9·11’事件这样非传统的袭击，基本上把问题诉诸军事手段来解决。”

　　新的全球性问题、新的政策框架以及传统的外交手段，或许将界定奥巴马“新外交“的主题和方向。

　　“微笑外交”的两面

　　在经历了布什以牛仔风格掀起的风暴之后，半个美国和整个世界都会同意：美国欠世界一个道歉。这个使命将由奥巴马来承担。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改善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形象，美国新政府的外交将步履蹒跚。

　　事实上，布什在第二任期内相当努力地来改善美国的形象。他不再将世界简化为非黑即白，也更愿意作出妥协。他出访欧洲向盟国示好，选派亲信担任“公关”特使。他很努力地尝试，试图委婉地表达歉意。但是，他留给世界的粗暴印象太鲜明，裂痕太深，即便他真心想改弦更张，其他国家仍然心有余悸、将信将疑。

　　奥巴马则相信他个人的独特背景将成为新变化的催化剂。他说过：“如果你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总统在白宫，他的祖母还住在非洲的一间湖畔小屋，他有个妹妹有一半的印尼血统，并且嫁给一个加拿大华裔’，这样大家会想，也许这个人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国家的情况会多些理解。”

　　奥巴马很清楚外交对他和美国的重要性。选举期间，他组建了一支庞大而老练的外交政策团队，吸纳了300多位专家和老手。这个团队既是对奥巴马缺乏外交历练作出的一种补救，也是他向国内外传递出的一个强烈信号：他有决心、也准备与旧的外交政策决裂。

　　我们可以预料，奥巴马将带着微笑走访其他国家。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展示笑脸，而是因为他相信，微笑是最有威力的武器。

　　奥巴马在其第一本书《来自父亲的梦想》中谈及年少时的经历时说：“这通常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是我学到的许多窍门中的一个：只要你是礼貌的，微笑着，并且没有突然的举动，人们会对你感到满意。他们还不只是满意，他们得到了安慰。”

　　按照奥巴马的描述，他领导下的美国将更自省，也更自律。他在书中说：“我们(美国)必须通过行动和实例来领导世界。”他提出，将效仿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通过促进其他国家的发展来消除滋生恐怖分子的温床，其中包括在2012年前将对外援助翻倍，提高到每年500亿美元，用于支援落后国家的发展和疾病防控；同时还将设立20亿美元的“全球教育基金”，通过教育的手段来巩固全球的“民主发展”。

　　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还将更耐心地倾听。他说，“过去8年，我们有一个训斥而不是聆听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使我们与其他国家、与世界分裂……我们为这个外交政策付出了代价。”

　　但微笑的奥巴马像所有美国领导人一样，决心确保美国“世界领袖”地位。在《无畏的希望》中，他写道:“我们必须再次担当世界不情愿看到的‘警长’角色。这不会改变，也不应该改变。”

　　他也不讳言，必要时他领导下的美国将同样采取单边行动。他强调：“如果某个国家、某个团体或者某个个人在积极准备袭击美国或与美国有共同防卫协定的盟友，并且拥有在最近的未来发动袭击的手段，只要我们获悉这种威胁，就有权利采取单边军事行动来消除对我们安全的即时威胁。”

　　美国的利益不容侵犯，在这一点上，奥巴马与前任的语调毫无二致。

　　急务与要务

　　奥巴马面前已经有一个长长的任务清单。对于一位领袖来说，如何界定其议题的先后次序，往往是成功与否的关键。面对复杂的局面和有限的资源，奥巴马必须在千头万绪中厘清其目标，并在急务和要务之间取得平衡。

　　在前述有关外交政策的演讲中，奥巴马将其战略目标界定为五个：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完成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作战；确保所有核武器不被恐怖分子和“敌意国家”获取；实现真正的能源安全；重建同盟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

　　其中，从伊拉克撤军已被奥巴马在竞选中明确列为当选后的“第一优先”议题。他承诺，上任后将立即安排从伊拉克分阶段撤军，最终在16个月内撤出全部战斗部队。

　　尽管奥巴马也提到，在特定条件下，撤军行动可以暂时停顿，但这个小前提并不能为他提供太大的回旋余地。奥巴马鲜明的反战形象，是他区别于希拉里和麦凯恩，并赢得众多支持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些支持者不会无限期地等待。

　　但是，要既顺利而快速地撤军，又不损害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这样一种神奇的方案并不容易找到。奥巴马必须尽快将关于撤军的空洞承诺转化为具体的规划和行动。

　　与此环环相扣的是第二个目标。奥巴马强调，上任后将把军事行动的重心从伊拉克转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他认为，伊拉克从来就不是反恐战争的主要战场，真正的战场应该放在“基地”组织的大本营所在地。

　　但是，这一调整又取决于从伊拉克撤军的进展。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他将向阿富汗增派至少两个旅的兵力，以优势兵力肃清“基地”组织。而这部分兵力将来自从伊拉克撤出的地面部队。但是，谁能担保从伊拉克撤军的行动可以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奥巴马还必须把应对经济危机列为另一项优先考虑的急务。他急于在伊拉克问题上有所作为，更多的是为了兑现其选举承诺、避免政治资本受损。而经济危机则几乎撼动美国国本，掣肘他所有外交战略的推进。

　　根据奥巴马的规划，国防开支和对外援助预算将继续增加，以在维持全球军事优势的同时，向世界展现善意。但专家预测，迫于财政压力，美国国会很可能削减国防开支和对外援助。

　　经济恶化也将让奥巴马在面对外国领袖时缺少筹码。一个需要向他国借贷的美国总统，仅有灿烂的笑脸是不够的，他还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向这些国家妥协。

　　此外，誓言改善美国形象的奥巴马，也因金融危机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正如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斯(Richard Haass)所说：“美国按揭市场导致全球经济放缓，这种认知的结果就是我们正在看到反美主义在增长。”

　　奥巴马急于从伊拉克撤军，部分也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他曾经说：“在伊拉克有790亿美元财政盈余的情况下，我们目前还要每个月在伊拉克耗费100亿美元。对我来说，如果我们要在国内和海外都保持强大，我们必须期待结束这场战争。”

　　与上述议题相比，其余三项议题则犹如海中冰山，不易察觉却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奥巴马想要确保美国乃至世界的长久安全，必须在这些议题上有所突破。

　　在核扩散问题上，奥巴马表示：“美国寻求的是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对于伊朗和朝鲜等国家的无核化问题，奥巴马在保持强硬口吻的同时，也不排除借助外交手段来解决。他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运用美国的外交力量来阻止他国获得核武器或支持恐怖行为之举。”

　　至于能源安全，奥巴马则将之上升到事关国家安全的高度。他认为，高油价导致大量财富流入一些不稳定甚至是敌对的国家，并且间接转入恐怖分子手中。对能源不加节制的消耗，更导致气候持续恶化。在他看来，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道德挑战之一”。

　　为此，奥巴马提出，美国在未来10年内投入1500亿美元用于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实现真正的能源安全。

　　至于重建和巩固同盟方面，在不断重申对传统盟国的重视的同时，奥巴马并不过度凸显与传统盟国之间的特别关系，而只是将之视为一个更广泛联盟的一部分。他在《复兴美国领导力》一文中称，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以及与国际机构的合作关系，将被放在与传统盟国并列的位置。

　　有待观察的结局

　　归根结底，上述所有的分析和判断，全部建立在奥巴马的言辞之上，而且其中大部分的言辞都发表于他宣布参选总统之后。在经过幕僚精心梳理和修饰之后，这些言论究竟是表达了深植于奥巴马心中的外交理念，抑或只是针对特别的选民群体的投机之作，只有在奥巴马真正开始执掌权柄之后才能有一个答案。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多变的时局中，领袖们往往需要因循时事，来调整其最初的方略。有些调整会成功，有些会失败，还有些会成为灾难。这样的先例不胜枚举。罗斯福曾在选举中宣称，将不会卷入对外战争，结果美国最后成为“二战”中的盟军主力，并借此奠定第一强国的地位。尼克松在当选前是坚定反共的鹰派，却展开融冰之旅，推动中美关系取得历史性突破。

　　曾有一位美国总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是一个傲慢的国家，他们(国际社会)将厌恶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谦卑但是强大的国家，他们将欢迎我们。就权力而言，我们的国家目前在世界上无与伦比，而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谦卑之故。”

　　你能相信这是布什在2000年大选时说的话吗？

　　4年或8年后，我们才能知道，今天让整个世界寄予期望的奥巴马，究竟只是留给我们一堆夸夸其谈，还是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作者为北京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某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