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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架构：创建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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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监管规定出台，我们难以预料。”澳大利亚联邦银行驻伦敦的首席经济学家Divyang Shah表示，“11月15日会议不可能得出什么最终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它将仅仅是一个开始，指出我们将发展的方向。”
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讨论会由此而继续下去。由于美国在IMF中具有否决权，因此美国的态度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当核心人物之一——未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明年1月份就任的时候，关于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讨论，有望取得一定进展。
1IMF能否担当重任？
巴西总统卢拉近日表示，现在是各国政府商议建立全球新的金融机制的时候了。卢拉的声音正是了眼下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
目前关于提高领先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的股权份额呼声日益增强，特别是全球信贷紧缩引起了资本和贷款从新兴市场大批撤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急需IMF额外的资金和贷款支援，因此上述呼吁显得更加紧迫。
当然，也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抵御资金外流的冲击。例如中国，拥有高达1.9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乌克兰、匈牙利、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冰岛，都在寻求IMF的援助。
这也是为什么英国首相布朗在此前奔赴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国，呼吁这些握有大量石油美元的国家提供更多资金，用于援助那些在信贷危机中遭遇外国银行和投资者撤资导致外储不足的国家。这一情况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也曾经上演过。
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由各个国家所持有的股权所决定，而各个国家的股权分配又是与各国经济总量和其他经济指标相联系。因此当前各国的投票权结构所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伊始时的世界经济格局。
但很显然，现在的全球经济格局已与过去大不一样，新兴经济体国家需要在这些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的投票权。
“但是，如果纯粹地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投票权，就意味着他们在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强，而这将主要损害欧洲国家的地位。”Global Insight驻伦敦的主权风险部门主管Jan Randolph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英国首相布朗日前的一次讲话对Jan Randolph的观点给予了支持。他倡导（英国）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扮演领头人角色，他认为英、美和欧洲对建立新秩序非常关键。
在德国经济学家恩道尔看来，自从1979年贷款给意大利之后，IMF就开始成为名义上欧洲领导、实际上由美国财政部支援的，旨在重组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拉美和东欧的经济，以迫使这些经济体走向开放。他认为IMF的这项“新职能”应该停止。新兴经济体国家事实上也希望改变IMF和世界银行的现有政策，特别是对于非洲国家的政策。
“IMF和世界银行由于向接受资金援助的国家施加严格的限制而备受外界批评。”Nordea Market驻哥本哈根的首席分析师Niels Christensen告诉本报记者，“尽管他们的机构性调整政策是为了保证债务清偿，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些贫穷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
Jan Randolph 表示，IMF提高一些成员的特别提款权，可能是一个将成员国纠纷降低的折中方案。
特别提款权的理念是一种起到替代作用的新货币，但是它只在各个主权国家流通，帮助这些国家偿清国际债务，特别是跨境金融。特别提款权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流动性工具，它与IMF的一揽子硬通货和黄金挂钩。
特别提款权是由IMF所设立的，它的初衷是让各个成员拥有一定的特别提款权额度，额度的分配根据该成员的经济指标而确定。这样一旦某个成员发生贸易赤字，并且产生融资需求， 但又无法通过跨境贸易获得硬通货来源，IMF的特别提款权就可以被用来清偿债务。
特别提款权对于那些因信贷紧缩而面临流动性压力的新兴市场成员来说，尤为重要。因为特别提款权不像是IMF的贷款那样捆绑着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它能有效地促进新兴市场的外汇储备，提高它们筹集商业贸易资金的能力，并且促进贸易往来。
“在一定条件下和其他方法相比，特别提款权更加能够促进较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并且符合每个人的利益。”Jan Rondolph表示，“设想如果提高特别提款权的货币供给，就算这些资金仍然被限制在主权国家使用，它们仍然能够帮助这些国家维持或者提高流动性水平，从而发展更多的国际贸易。”
2监管全球化？
不过，在我们讨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如何改变时，还是应该回过头来考虑一下，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在于风险管理的失败，其监管必须得到改善，不仅仅对于银行系统，还针对所有信贷机构。”Niels Christensen告诉本报记者。
不可否认，全球货币系统的确为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未来转变的核心，是确保今后全球各国经济形势组成部分发生的金融波动性，不会引发经济的深度下滑。
对此，七大工业国已经达成的普遍共识，就是IMF和世界银行需要改革。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会为改革摇旗呐喊，美国也同样希望IMF有所变化，但是他们的想法是，通过这次改革减少美国在IMF缴纳的份额。这表明，改革或许势在必行，但是要各主要成员达成一致，还需要一些时间。
“在多国政府的推动下，最大的改革可能应该发生在掌握更多的信息披露和透明性上。这比其他任何的监管新措施都更加重要。”Global Insight驻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席经济学家兼执行副总裁Nariman Behravesh表示。
IMF、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的职责将在未来几个月被重新评估，从金融危机的角度对这些机构的职能会被彻底地考虑。人们可能要求这些国际机构承担更多的危机“事前预警”的责任。
这些国际组织未来可能对全球日新月异的跨境资金流向采取更加严密的监控，检测这些资金流向是否会危及一国的经济。国际清算银行在这一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因为它处理跨境银行资金流向，并且可能被要求作为全球的中央清算部门，去监控新型跨境金融工具，例如衍生产品。
实际上国际清算银行一直扮演积极的角色，曾经对金融系统的风险发出过若干有益的预警。但是美国政府将国际清算银行视为由欧洲保守的中央银行思想主导的机构，近年来无视国际清算银行对其金融创新的警告。因此，国际清算银行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在上个月召开的IMF和世界银行会议上，传出了IMF改革的一个重要设想，那就是可能向其成员增加贷款渠道，并且承担宏观金融监管的任务。IMF面向成员新增的贷款渠道可能附带一些轻微的条件，并且允许成员自行选择融资渠道。
这一新融资渠道，将对有额外流动性需求的成员国提供快速到账的资金帮助。而就宏观金融观察，IMF 可能建议采取措施重新获取稳定性，并且与国际清算银行的金融稳定论坛、G20和其他国际组织协同工作。
据新华社报道，荷兰首相巴尔克嫩德和财政大臣沃特·博斯在本月初撰文呼吁，全球金融体系的完善需要一个维护金融稳定的全球性权威机构。如果将IMF的职权扩大，将可以担负这一任务。IMF有些优势应得到加强，如丰富的专业经验、广泛的成员基础以及较完善的问责机制。
他们建议IMF的职能扩大可以具体为：每年对所有成员的经济政策进行评估时，审查该成员的金融监管措施是否得当，并且公之于众；IMF不仅应有能力对各成员政府施加影响，而且应有权对国际金融标准制订组织提供建议，包括国际清算银行(BIS)及其巴塞尔委员会(Basel Committee)、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等。
“有观点认为，IMF应该起到监管全球经济的作用，在我看来这是难以实现的。”Niels Christensen告诉记者，“因为许多国家都将不愿意提高它们对IMF的缴纳份额，没有了资金的支持，这种监管很难得到什么实际效果。各国央行和财政部仍然掌握经济干预的关键力量，以防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
3新货币体系的梦想家们
今年6月6日Asia Times Online刊登出一篇文章，文章不仅提倡建立一个世界中央银行，并且倡导创立一种价值稳定的世界储备货币，以替代目前购买力日益减弱的主要储备货币。同时这种货币不是像IMF的“特别提款权”那种虚拟的货币单位，而是像美元和欧元那样的真实货币。
文章的两位作者中，Hossein Askari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商业和国际事务学教授；而Noureddine Krichene是IMF的经济学家，曾经担任伊斯兰发展银行的顾问。
随着国际金本位制度在1914年结束，全球经济就变得容易受到储备货币中心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冲击，遭遇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深度收缩，最明显的一次冲击就是1929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大萧条。
尽管随后诞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国际金融系统的改革，但是1914年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仍然没有得到弥补——即货币纪律的缺乏，以及储备货币国家制定货币政策时所参照的标准，而这在1914年以前是黄金。
因此在上述两位经济学家看来，当前的货币环境，在很多方面都与上世纪30年代世界货币体系存在相似之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都出于对本国经济衰退和失业的担心，而不愿意收紧货币政策，并且纵容国际收支的大幅赤字，随后导致竞争力下降，受投机资金的攻击，以及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这也解释了英镑和美元相继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之后，由于不受限制地扩大流动性，导致英国和美国分别在1931年9月和1971年8月宣告放弃本币与黄金挂钩。
因此随后全球经济频频遭遇的金融动乱，引起学术界对国际收支体系的改革提出大胆建议。例如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1960年、雅克·吕夫 (Jacques Rueff)在1963年、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和他的学生阿斯卡里（Askari）在1971年，以及蒙代尔（Robert Mundell）和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在2000年提出的各种方案。
虽然这些方案在细节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普遍相同的目标：保护全球经济不受金融动荡的冲击和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储备货币。
特里芬将其称为基金储蓄；在莫迪利亚尼和阿斯卡里的设想中，它应该是对一揽子大宗商品具有持续购买力的储备资产；而在雅克·吕夫看来，这种储备货币就应该是黄金。
如果学者探讨中的世界中央银行以及新的世界储备货币得以实施，那么剩下的关键问题就是让成员国遵守强制的货币纪律。与欧元区成员将本国的货币主权完全交给欧洲央行所不同，储备货币国家只需要部分服从世界央行。例如遵守货币供给年增幅不超过5%的封顶线等。
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各地金融市场也加深了融合，尽管如此，汇率完全浮动和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随意的货币性扩张，将全球经济推到有史以来最容易受到金融动荡冲击的地位。因此许多学者在建议中，都呼吁成立一家各国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
根据特里芬的描述，这家世界央行应该由IMF来担任，它的决策空间应该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它的储备货币供给的年增幅不应该有一定限额。同时它在进行操作时，如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行为应该受到严格的规范。和某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同，世界央行将没有任何义务去容忍预算赤字、战争开支、投机性资产泡沫或者拯救陷入困境的国内银行。
4“新布雷顿森林”假想
单从新货币体系建立的基础——各国政府的主观意愿而言，欧洲部分官员倡导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似乎只能是曲高和寡的美丽幻想。
在过去的30年内，越来越多的货币实现自由浮动，现在的资本和商品以难以置信地高速度流通。而固定汇率制度不仅会降低这种流通速度，而且还会阻碍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诞生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且不说新体系的形式如何，至少基于固定汇率，或者有管理的汇率制度的新的全球外汇系统不会建立。当下与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伊始的最大区别，就是当下的资本受到的限制，远远不及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程度。另外一个重要的差异，还在于全球化和电子信息革命。
“如果这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主要指固定汇率制，而是指的是美元主导、英美控制下的秩序的话，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加拿大总理哈珀或许也会赞同。”德国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美林证券的外汇策略团队在11月6日表示，只要美国国债仍被看做主要的无风险资产，那么美元就不可能失去其全球货币体系的领导地位。
决定“国际货币”的四个最重要因素，包括产出和贸易模式、金融市场的深度、货币价值的信心和惯性。用这四个指标，美元全部符合。也就是说在可见的未来，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或者人民币，仍然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多位经济学家指出，美元只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丧失其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而其他货币只有在本国拥有如美国同样巨大并且流动性强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挑战美元地位。
新兴市场货币，特别是人民币想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需要减少对于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的依赖，而转向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这也是美国（尽管身处金融危机）能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的原因，Nariman Behravesh表示。此外中国还需要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并且向国际开放股票和债券市场，人民币才有机会挑战其他主要货币。
尽管如此，美元在汇率上的强势，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在不利用通货膨胀削弱美元的前提下，偿还因过度消费和对金融机构资金援助所欠下的债务。
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在本国市场投资，短期内他们会倾向于借入美元，为他们的经营融资。因为美元的借款成本更加低廉。
这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美元短缺，促使美联储竭力去满足全球市场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等也纷纷采取措施，解决本国市场美元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美联储通过掉期工具，将美元流动性的渠道开辟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北欧地区，近期甚至通向了新兴市场国家。
“美元短期需求仍然存在，这种情况将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美元仍然受到市场的欢迎。”Divyang Shah表示，“随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就非常值得我们担忧了。届时美国楼市的复苏，可能会抵消财政赤字恶化的部分影响。因此美元乃至整个外汇市场的前景仍然堪忧，人们需要找到应对的方案。”新兴市场恢复稳定的程度也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市场的信心不足，那么发展趋势就会倒退到“美元化”的阶段。
王蔚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