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你在泰国任职的时候，做金融业务非常成功，如何评价中国和泰国金融业务的区别？

　　罗邦民：我想每个亚洲市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在泰国，我们的业务始于1993年，一开始便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合资的金融公司，这对于一个跨国公司而言是进入当地市场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当时，在这方面政府的法规限制还不是很多。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之后，有很多外国公司进入这个市场跟我们竞争，后来我们在1998年又进一步扩展了这项业务。

　　但是，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现在的竞争态势非常复杂，既有国际品牌的竞争，也有中国国内企业参与的竞争。在银行方面，对于外国公司拥有银行的股份，政府也是有限制的。由于中国的人民币现在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兑换，我们无法以比较低的成本和方便的条件来获得我们需要的资金。现在我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信心，但仍需步步为营。

　　“通过奥运更好地发展同政府的关系，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的品牌。”

　　DT：作为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GE在北京奥运会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奥运之后， GE中国会有哪些新动作？

　　罗邦民：奥运给GE带来了很大的收益。首先是17亿美元的收入，其中GE旗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Universal)转播北京奥运的广告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还有7亿美元的收入来自基础设施项目。

　　我们通过奥运更好地发展了同政府的关系，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的品牌。另外，为了支持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奥运期间组建了一个100多人的团队，他们为奥运项目工作了两年，建立了非常好的跨业务部门工作模式，这使我们受益良多。我们可以将这个业务模式带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甚至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建设中。

　　我的工作重点就是支持GE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进一步推进产品在中国的研发。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起7个地区发展重点，在这些地区充分开展业务的同时，跟当地企业建立更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断发展培养我们的人才。我要为我们的团队招募到最好的人才，寻找适合中国市场的人才来管理在华的产品开发、销售和营销等。在人才发展方面，GE在全球有很大的优势，在中国要保持和进一步扩大这样的优势。

　　DT：你认为在GE的本土化进程中，政府关系是一个主要攻破的难点吗？

　　罗邦民：我们很多业务都是和基础设施相关的，比如说能源、节能解决方案、环保产品和技术等。很多这方面的投资都是由地方政府和当地的一些国有企业来决定的，所以在当地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对我们的业务发展至关重要。

　　DT：根据你的介绍，你的工作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个是推进本地化进程，第二个是公司资源调配，第三个是人才招募和管理。那么你如何来分配这三个部分的时间呢？

　　罗邦民：恐怕要比以前少睡更多的觉，现在我一周中基本上每天都在工作，晚上也会和很多人谈话，包括跟欧美的一些人通话。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让人振奋的工作，因为可以用我的力量帮助GE在中国发展。对于领导层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有非常优秀的人才来为你工作。我的哲学是，为我工作的人一定要在这个领域里面比我强很多，下一步再鼓励和支持我的这些部下，在他们所主管的领域当中做出重要的决定。

　　因为每天要做的决定很多，我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如果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部下，我就鼓励他可以做出很多在这方面的决定。

　　“对我而言，个人的职业发展、工作满足感以及家庭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DT：你大学毕业就进入到了GE工作，你是怎么在人才济济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的呢？

　　罗邦民：GE非常愿意花大量的精力来发展和培养人才，只要是好的人才，GE就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培养。GE每年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费用是10亿美元。

　　另外，我也曾做过在当时看来很冒险的事情，比如说到亚洲市场来，那时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个市场，不知道这里情况怎么样，我在亚洲不同的岗位工作过。到一些新兴的市场，到一些业务还没有开展或者是刚刚开展的地方，这都会被认为是有很大职业发展风险的，但我愿意冒这种风险，愿意尝试这样的机会，也愿意在条件不是很完备的情况下多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此外，我也很幸运的在GE一些成长很快的业务领域工作过。比如说在金融服务领域，那些年GE的金融业务发展很快，我在这些领域的发展也给自身带来了很大的提升。我去泰国，正巧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那里有很大的发展机会，我很有幸可以过去。我去日本，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复苏的状态。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又来到中国，也是GE准备投入更多资源来大力发展中国市场的时候，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机遇。

　　所以成功的因素是，首先我不停的到外面找一些很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有一些好的机遇不断来光顾我，这两者密不可分。

　　我能做到今天有很多的因素，首先，GE花了很大的力量放在人才培养方面；其次，GE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在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国家都有很多的发展机遇；最后，我也愿意冒一些风险，承担一些新的挑战。

　　DT：你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在GE工作了23年之后去了保诚保险呢？是因为更大的挑战还是更大的机遇？

　　罗邦民：2003年我在GE已经工作23年了，当时英国的保诚公司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掌管亚洲业务，同时让我进驻公司董事会，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尝试一些不同的事务，所以我离开了。在我服务的3个月时间里，保诚的业务有很大的增长，我也很喜欢当时的工作，但是后来发生了组织结构上的一些变化。在新的结构当中，我觉得不太合适就离开了。我后来又在一家私募基金公司做过一段时间。我也很怀念这两家公司的人和那里的文化。去年GE日本CEO职位有空缺的时候，GE董事长伊梅尔特先生跟我有过短暂的交谈，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回到GE。6个月后，我又有机会来中国，可以说到中国来的决定大概只花了我一秒钟的时间。

　　DT：总结上两次跳槽，你是如何把握在职场的跳槽和转身，是不是有自己的标杆和尺度？

　　罗邦民：我想有三个因素：第一，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要考虑这个转型是不是对你的整体职业规划有利；第二，是一些个人的因素，你想选择在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对你家庭影响怎么样，这种工作形式和方式是不是适合你，你个人的习惯和个性是不是适合新的公司；第三，是工资收入。

　　对我而言应该说前两个因素更加重要，首先要考虑对自己的工作是不是满意，是否可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另外家庭是不是满意，是不是可以从工作当中得到满足，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一般来说，当面临一个重大职业挑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拿出一张纸来，把认为重要的事情列下来，比较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应该完成这么一个转型。

　　现在我总结的经验是，个人职业的发展和个人工作的满足以及家庭的快乐，应该是最重要的，这些应该是超过收入方面的考虑。

　　DT：你认为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是哪一位？

　　罗邦民：我认为最成功的还是我的两任最高老板，就是杰克·韦尔奇和杰夫·伊梅尔特，他们确实把GE带到了很高的高度，我很崇敬他们。我在不同的阶段也敬仰过一些人，他们有很强的能量并锐意创新，不仅能产生一些很好的想法，还能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比如说日本软银的董事长孙正义，他就非常具有这样的精神。我崇拜的公司还包括丰田，这同样是一个非常独特并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