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曹理达 周慧兰 王梓 北京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新任总统奥巴马尚未入主白宫，就已经站在了金融海啸的风口浪尖上，除了鼓吹面向国内的减税、长期贷款、提前支取退休金等政策外，积极联手经济上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的伙伴，也成为挽救危机的新举措。全球二十个主要国家和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参加的金融峰会将于11月14日在华盛顿召开，峰会将就世界金融改革问题达成一套原则性意见。种种趋势表明，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拯救危机更需要跨国间的合作，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第三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上所言，“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成为当务之急”。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西方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期望这些国家能够在抗击全球金融风暴中起到“稳定”作用。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就表示，中国拥有庞大金融实力，在重建金融秩序过程中不可或缺。

　　 那么，在此次拯救危机当中，中国的国际角色该如何定位？中国应当如何从容应对金融危机乃至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顾问林毅夫教授，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95期。（周慧兰）

　　 应对危机的决策

　　 一定要全面而系统

　　 《21世纪》：您认为这次危机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有什么启示？

　　 林毅夫：金融危机的触发机制是什么？每个国家、每次危机都不太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跟资产泡沫、房地产泡沫脱不了干系。每次危机当中，促成泡沫破灭的原因可能不一样，但根本原因都是泡沫破灭。那么，怎样防止泡沫的产生？

　　 过去认为泡沫是市场行为，政府通常不干预。但现在，更多学者认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对此负起责任。怎么负起责任？货币当局过去的货币政策目标，通常是稳定物价和消费。在物价指数中，除了消费价格指数之外，还应包含资产价格指数。如果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涨得太高，货币当局就应该提高利率，降低消费，减少投机。但是，如何让价格指数包含资产价格？权重是多少？还需进一步探讨。

　　 《21世纪》：对于金融创新，这次危机有怎样的教训？

　　 林毅夫：这次危机产生这么大的泡沫，影响面非常广，和198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高度相关。金融创新的目的原本是分散风险，结果却变成了传播风险的工具。创新有其好处，但也可能由于对风险认识不足、监管不严带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应继续允许鼓励金融创新，同时提高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21世纪》：对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经验？

　　 林毅夫：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全面地处理，而且应当由所有国家一起处理。举例来说，现在普遍认为9月初让雷曼兄弟垮台是一个很大的失误。那当时为什么让它垮台？那时的看法是：如果所有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政府全部兜底的话，那不是鼓励道德风险吗？我们知道金融创新要防范道德风险，所以要杀鸡儆猴，用雷曼兄弟的破产警示其它金融机构。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想到可能引发另一个严重后果:人们不知道政府会不会救这些金融机构，存款人就没有信心。这就造成更多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所以，应对危机，决策不能是单独的和片面的，而应是全面的和系统的。

　　 同时，要通过跨国间合作来应对危机。有一个故事：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的国家爱尔兰对它的银行所有存款提供担保，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反对，德国总理也谴责爱尔兰，但他回去之后，当晚即宣布德国也对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为什么？德国如果不对银行担保，钱就会流到爱尔兰去，其他欧洲国家的银行也会垮台。所以，应对危机必须通过跨国间合作。

　　 全球性的问题，必须由多边合作来解决。危机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于二战以来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多边国际体系应重新修订。每次危机，发展中国家受害最大的都是弱势群体，因此，应该对弱势群体有所照顾，这是政府责任，也是国际间共同的责任。

　　 《21世纪》：发达国家这次首当其冲地遭遇了危机，那么，它们是否还应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

　　 林毅夫：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相互关联的。因为这次危机，发达国家政府的财政状况会下滑，但它们不能因此就减轻自己的责任。世界银行在去年募集420亿美元，发达国家答应在未来三年支付这些钱，不能够因为财务状况不好就不提供。发展中国家需要这些钱来渡过危机，如果发达国家能够兑现承诺，就会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国际秩序会比较和谐。

　　 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是维持高速增长

　　 《21世纪》：保尔森近日表示，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也确实拥有高额外汇储备，您认为，中国在这次拯救危机中的国际角色该如何定位？

　　 林毅夫：中国目前是不缺钱的，我想中国不会到世界银行借钱，那么是不是会把钱借给世界银行呢？我觉得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维持高速增长。这个月中国政府公布了上个季度经济增长达到9.9%，上了全世界所有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为什么？因为全球都担心中国经济下滑。

　　 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规模的10%，中国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就增长一个百分点。

　　 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国家，对铁矿石、铜矿、石油的需求多，能源密集的国家就可以把这些资源输出，带动本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需要的资源设备从发达国家进口，所以也可以拉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

　　 所以，全球都在盯住中国，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这是对全球最大的贡献。

　　 《21世纪》：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将受到哪些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林毅夫：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的次级贷款证券不多，所以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出口是我们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现在出口市场确实不好，定单少了，国内成本也上升了，很多出口企业面临压力。但是，总的来讲，中国的状况还是非常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都很大。所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国经济明年保持8%-9%的增长应该没有问题。虽然相对前几年来讲肯定会放缓，但仍然是全世界最让人羡慕的经济增长速度。

　　 现在中央采取的政策，总体方向是对的。外需少了，要维持经济的正常发展，当然要采取反周期的措施。现在的首要问题不是通胀，货币政策就应变得比较灵活，用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扩大内需奠定基础。

　　 《21世纪》：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人看好中国。您认为会不会发生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如果发生的话，中国政府应该怎样应对？

　　 林毅夫：我认为短时间不会，目前各国都要保命。但是，当前的经济衰退、信心丧失总会过去，以后很可能出现外资进入中国的情况。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外资是不是多多益善？我想应该看自己能消化多少。

　　 所以，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流动，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欢迎流动性较小的直接投资，谨慎对待流动性过大的短期资金流动及投资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资金。

　　 《21世纪》：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式微，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如何？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中国的外汇资产配置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

　　 林毅夫：金融危机在呼唤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具体的模式尚未达成共识。美元现在是升值而不是贬值，为什么？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2002年和2003年，美国因为资金很多、利率很低，大量资金外流。危机发生后，金融机构为了保命，就要让钱流回美国。

　　 另一方面，过去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都要贬值，但这次危机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危机，而是全世界的危机，相对其它国家来讲，美国还是航空母舰，跟小船受到风浪相比，大船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大家还会把美国作为避风港，不少钱还是往美国流。

　　 所以，美元反而升值。但是，注入这么多资金，待危机过后，美元必然还会贬值。

　　 我们的外汇储备主体还是美元，所以，我们当然希望美国经济能够恢复正常。如果美元大量贬值，我们外汇储备不就贬值了吗？但是，是不是要把这两万亿美元换成欧元？如果一换，美国经济就受到很大冲击，我们的出口市场就缩小了。所以，总的来讲是要做好平衡。美国发国债，咱们买一点，表示支持，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当然也要重新考虑将来新增的外汇储备结构，增加一些欧元储备，有序地分散风险，既有利于当前的稳定，也有利于未来的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