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关于对中国经济刺激的新方案猜想层出不穷。消费疲软、就业恶化、银行惜贷、住房价格的继续下跌以及出口减速等等，已经非常明确反映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从1993年以来，中国都很擅长用政府投资熨平经济周期，从目前的情势看，财政将在明年大手笔投资于铁路和基建，同时也会兼顾一些民生性项目，例如医疗和保障性住房。

　　尽管伟大的法国社会理论家雷蒙·阿隆一直提醒一些知识份子的痼疾，例如“夸大所处时代在历史转折中的重要性，而忽略了过去的持续性”。但是，我们宁可拾起这份羞辱，也要进行某种适度的预警，强调一种必须要转变的心态，那就是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过去30年的GDP平均增长率是9.8%）并不是未来10年或者30年苦苦支撑的“义务”，不要以为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和消除社会问题的能力来自于经济数字，中国政府的执政基础是不偏向于任何类型利益集团的“中性政府”，用科学发展观思想实施全民长久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像一些愚昧的学者所强调的“执政基础是经济高增长”。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应当将GDP未来的心理指标进行下调：未来10年的GDP目标应该是5%，未来30年的目标是3%即可。其实，下调后的指标亦是一个了不起的任务。

　　这一“下调”也许会让很多人觉得不舒服甚至愤恨，并发泄为一种可笑的“失望论”。各国经济史多次证明非激进的、历史性地、宽容地看待自身经济增长是最理性的。萨缪尔森曾经恭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伟大而持久的，但很快苏联就崩溃了。另外，我们想一想1998年西方流行的“崩溃论”、2001年罗斯基的“GDP造假论”以及2007年福格尔过度夸耀的“8.4%增长速度恒久论”。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过大毁大谤、大誉大赞，只要不失去那种“沉着”，就会拥有或许不亢奋但却异常“沉静”和扎实的未来。

　　理性地下调未来GDP增长率，而不是过度美化中国强劲的基本面，有着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国GDP的总量已经很大了，大的基数很难同非常高的增长率联系在一起。其次，中国经济得益于人口结构，但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神话已经“破产”。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生产率水平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我们曾经在《东亚模式“旧瓶新酒” 增长更需质量》里面讨论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近年来持续减速的状态。一般而言，GDP可以分解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跟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有关）三个贡献部分。中国在1978年-1996年，TFP的贡献度达到30%—58%，也就是说TFP增长率在3.2%—4.5%之间，但在1996年之后，TFP增长率则在0.6%-2.8%，也就是贡献度低于20%，相比之下近年来投资贡献度却一直高居43%以上（2003年以后受奥运会建设项目的刺激）。海外在中国经济泡沫峰值的去年曾经大肆吹嘘中国的TFP贡献在40%以上（包括此前易纲的研究），这是泡沫年代的泡沫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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