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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熊仁宇
目前,为应对经济过快下滑,中国急需刺激内需。实际上,在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都没有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国内消费仍然不能担当起推动经济增长的重担呢?这其实与我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不无关系。经济起飞阶段,基础设施和一次投入品的建设短期完成而长期使用,而在国民经济核算当中都被看作投资处理,高投资实际是这一阶段的要求。另外,消费的旺盛直接推动物价上涨,在那种僵化的发展观念当中,健康发展直接等于高增长、低通胀,而刺激消费的政策极有可能带来通胀率的上升。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罕见的超过了投资和净出口因素,而紧接着就是2008年上半年的物价过快上涨。
投资积淀着经济发展的力量,一个仍处在高速发展中的经济体不可能主要依靠消费的推动。而在经济下行周期,国内消费却起着不可忽视的缓冲作用,所以刺激内需总是在经济下行时成为关注的焦点。数据上来看,我国内需状况呈现向好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7886亿元,同比增长22.0%,比上年同期加快6.1个百分点。
但一种存在已久的刺激内需思路值得我们反思,面对经济下行风险,时间短、见效快的方案总是容易受到青睐。在刺激内需方面同样如此,消费者对于不同类别的消费品有着不同的需求弹性,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小,而其他物品的弹性较大。如果我们仅仅以速度和见效快为依据,此类需求弹性小的“刚性物品”无疑是最为合适的。在此思路的主导之下,住房、教育成了我们曾经拉动内需的武器,虽然我们也因此成功地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等困难时期,但我们仍然需要反思这种短视的拉动内需所造成的危害。
首先,此类消费的过快增长导致了居民消费中必需品的比例上升,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占据了过高的比例,具体体现在全社会的高生活压力和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难以改善上。高增长并未带来福利的增长,呈现典型的发展慢于增长状态。
其次,刚性需求畸形发展使得产业泡沫化严重。如房地产业发展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与此相对应的是全国主要大中型城市的房价与居民收入严重脱节。原本被作为应对萧条良药的住房市场化政策,如今却已成为泡沫破碎的元凶首恶。
第三,刚性需求增长压抑了其他行业的需求。刚性消费的增长必然压抑弹性消费,而作为提供这些弹性产品的企业正是我国经济活力最足、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企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国际上已经具备竞争能力的国内制造业企业,不得不面对国内难以扩张的市场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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