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10月24日是1929年大崩盘的第一个关键性日子，它后来以“黑色星期四”之名被铭记。在描述这一天时，《纽约客》的记者和作家约翰·布鲁克斯引用了一名英国记者克劳德·柯克本的记述。这位外国人当时在格林威治村的拉斐特酒店同一个美国人共进早餐。早餐过程中，他的同伴一直显得心神不宁，不断起身去看餐厅另一端的股市行情机——尽管早餐时间距离证交所开市还为时尚早。

　　上午晚些时候，克劳德·柯克本开始向华尔街走去。这时行情机已经开始播报令美国人胆战心惊的消息。“他发现自己身处一大群沉默不语的人中间，这些人的目的地同样也是华尔街”；“他还发现华尔街上已经挤满了人，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时会传出一两声清晰怪异、歇斯底里般的格格笑声”。在布鲁德街和华尔街街角处证交所对面的国库分库前也站满了人，“大家都排着队，目光冷漠地朝前看……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激动、歇斯底里或是气愤。他们的眼神与躺在海滩上或鱼篓中的落网之鱼一般无二”。

　　在柯克本同埃德加·斯派尔——一位典型的英国贵族，华尔街一家顶级银行的合伙人——就餐过程中，斯派尔被管家红着脸充满歉意地叫了出去，回来后斯派尔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仆人们在厨房里收到了行情机纸条，“他们都在股市中陷得很深”。然后这位英国贵族离开了他的客人，再没有回来，“他的午餐没有吃完；他的妻子和客人们十分困惑，凑合着吃完了饭……可能仅此一次，斯派尔违反了他所珍视的品位、礼仪和好客原则”。柯克本开始明白，在这里，“生活随着股市一起崩溃了”。

　　沃尔特·李普曼的焦虑

　　一个月前，沃尔特·李普曼刚刚庆祝完他的40岁生日，他的新书《道德序论》刚刚出版几个月。在这本模棱两可的书中，李普曼阐释着他这一代人的困窘。在他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年轻人都相信，社会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人和社会都是可以尽善尽美的，邪恶可以消除，浪子可以回头”，可是进入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乐观的进步和改革情绪全被一片犬儒主义和经济至上主义取代，昔日的改革家不是成为疲惫不堪的激进派，就是变成了辛克莱·刘易斯笔下的巴比特。“人们赚钱的机会如此之多，考虑政治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李普曼在1927年的一篇专栏中感慨道。

　　这同李普曼从前对未来的遐想完全不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想象的战后世界应该是另一幅景象：“从贫困和苦役中解放出来的人类会把精力花费在写诗作画、探索星球、演唱民歌、在广场上与多拉·邓肯跳舞、在小剧院上演易卜生戏剧上面。我们似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对汽车、电影、收音机、桥牌、庸俗小报和证券市场的嗜好。那是一个我们只相信抽象的人而忘记了只有普通的男人和女人的时代；是一个我们确信只要重新安排环境就能拯救世界的时代；是一个待产妇为了改善她们后代的头脑和天性而阅读爱默生和H·G·韦尔斯作品的时代。”可如今李普曼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所写的“成熟的人”，“他以坚忍刚毅面对痛苦，因为他会把痛苦从他灵魂的秘密中除掉。他不会为恐惧所环绕，因为没有压力迫使他去攫取任何东西，他对命运也不感到焦虑”。

　　但是毫无疑问，李普曼自己正为焦虑困扰。他的生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尽管在当时来看，他似乎春风得意：出版了新书；同时也晋升为普利策家族《世界报》的主编；他还刚刚以51000美元的价格置办了一栋住房，这位专栏作家在这栋房子的顶层布置了一间有隔音效果的书房，加上他把办公桌也放到了一个看不到屋外的地方，这样，他工作时就可以不受到外界的打扰；他的女儿马上要出嫁。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位全美最著名的新闻记者有理由忧心忡忡：他的婚姻生活进入了死胡同，女儿的出嫁让他又少了一个感情上的可依赖之地；《世界报》在1920年代末在经营上陷入困境，李普曼和前任主编在报纸的报道方针上存在分歧，虽然李普曼有把握让《世界报》的社论版胜过《纽约时报》，但在新闻版上，《世界报》却全面落于下风，“它打算像赫斯特的报纸那样低级下流，像《纽约时报》那样客观准确，像老的《晚邮报》那样有教养”，这让它一无是处。

　　考虑到所有这些，李普曼于“黑色星期四”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听上去像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共同期待。他鼓励这些年轻但是显然已经无法轻易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从纷繁的世界中脱身而出，在真正稳定的社会秩序出现之前，“要筑起一道抵御混乱状态的大墙，在这道墙后面，他将像在人类历史上其他凄凉惨淡的年月一样，把他的真正诚意献给无形的理性王国，而不是眼前的世界……世界总要前进，更多的危机会随之而来。但是，如果我们之中有人置身于世事之外，而不感到焦虑和过分担心，而是冷静并进行探索，并能回顾久远的过去，放眼于更为遥远的未来，那么，世界就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世界报》的末日也随着股市的崩溃来临。但这是一次潜伏已久而且可以预知的灾难，它同1929年的大崩盘并无直接联系。据说《世界报》在1929年一年之内就赔了100万美元。当赫伯特·普立策——普立策最钟爱的小儿子——从欧洲回来接管了报纸之后，这位留长发、身着伦敦裁剪的衬衣、抽加香料的香烟的少东家开始挥舞大剪刀降低成本。他不顾李普曼的劝说，毫不留情的让那些已经效力了十多年的记者走人。

　　1930年的9月，李普曼同《世界报》的合同即将到期。但是他难以下定决心跳离这艘正在下沉的新闻巨舰。像他被人攻击的政治哲学一样，李普曼在处理个人事情上同样犹疑不决、左右摇摆，模糊得让人难以准确辨识。如果在今天这个星象学盛行的年代，我们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天秤座的表现。1930年圣诞节时，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李普曼说：“我不可能在这个紧要关头离开 《世界报》……无论如何，我在人们的歇斯底里之中，都坚持了试图以冷静清醒的方式说话。”他也意识到了经济大恐慌的蔓延，“我每天都看到有人处于忧伤惆怅之中，因为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汽车。他们的世界摇摇欲坠，他们的日子比在街头卖苹果的穷鬼还要艰难。”

　　可是他不得不离开，因为赫伯特·普立策终于决定要把《世界报》出售。少东家把李普曼叫到办公室，叮嘱他要保密，同时告诉他自己出售报纸的消息，李普曼感受到的却是这位普立策身上的玩世不恭和缺乏勇气，他认为小普立策只想摆脱眼下的困境。

　　换工作对李普曼显然不成问题。他马上就接到了几个邀请。买下《世界报》的罗伊·霍华德希望李普曼继续为自己效力；赫斯特邀请李普曼到《美国人报》撰写署名社论；《纽约时报》的阿道夫·奥克斯邀请李普曼去负责时报的华盛顿分社；《先驱论坛报》的里德夫妇邀请他撰写署名社论。最终，李普曼接受了里德夫妇的邀请。在他们签订的合同中规定，李普曼每周为报纸撰写四篇专栏，他可以任意决定字数和内容；他的基本薪金是25000美元一年，但是他的专栏文章向报业辛迪加的其他报纸出售，收入除去《先驱论坛报》预先提取的15000美元之外，由报纸和李普曼平分；报纸还向李普曼提供一名秘书，负担他采访调查的旅费，每年报销他冬季两周、夏季六周的休假费用。

　　“我准备愉快地投罗斯福州长的票”

　　李普曼决定采用“今日与明日”作为他的新专栏的标题。他在1931年的9月8日发表了“今日与明日”系列专栏中的第一篇，在这篇专栏中，沃尔特·李普曼称，当前的这场危机不仅仅是商业萧条，还是现代史上的大动乱之一，“我们居然会相信，在如此险象环生的条件下，经济繁荣会持久不衰。现在回想起来，这真让人惊讶”。

　　他在自己影响力巨大的专栏中不断唤起人们对当前严峻形势的重新审视，1931年年末，他的专栏说，“今天我们懂得了，我们还没有缔造出和平，如果不费气力，我们便一事无成。我们开始明白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并不能确保有一个受用不尽的好运道……空话不能解救我们，奇迹不会发生，需要的只是智慧与清醒的勇气”。

　　但他并不总是使用这些给人感觉危机重重的话语，他也试图传达出一种乐观情绪，“对目前这种混乱局面的受害者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痛苦和辛酸的时刻。但对那些年轻人、对那些精神上自由的人来说，这不失为一个解放和充满机会的时刻。对他们来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自己的精力、世界的富足、发明创造和技术的遗产、人类智慧的主要部分都会保存下来。他们不需要更多的东西。他们的道路会更宽阔。在一方面看来是希望的彻底破灭，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却消除了在他们道路上会窒息他们的债务、僵化和优先权。”

　　不过李普曼知道，为整个国家筑起抵御混乱的大墙，最终仍然必须寄希望于某位极为出类拔萃的领导者。他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并不是成为行动者。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政府并不是机械的东西，而是在各种势力之中曲伸周旋的一种事物……在一个相信分权制的总统退位以后的非常短的时间之后，广大选民会再次寻找一个能够聚敛权力的人，他会像使用一根大棍子那样，对那些曲伸周旋的少数人操纵自如……要做到治理有方并且同时铭记住统治的目的是何，这是很不容易的。把积极的总统职能与消极的总统职能结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但又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在当时，李普曼并不相信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是这样一位人选。他对罗斯福的攻击提供了后来人们攻击他的把柄，他在自己专栏中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困境在于，他的头脑不很清醒，他的目标不明确，他采取的方法不是开门见山”；罗斯福是“非常容易受到影响、对公共事务没有强有力的把握和没有坚定信念的人……充其量是个举止文雅的人。他不具有担任总统的任何重要品质，但却非常想当总统”。李普曼仍然保持着和胡佛总统定期吃饭的习惯，他同情这位总统，认为他过于不幸，才在自己的任期内遭遇如此大的灾难。

　　如果综合起来考察沃尔特·李普曼这位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受尊敬的新闻从业者的立场，你马上会发现他总是摇摆不定，和中国的言论巨子梁启超一样，他总是不断在用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他可以毫不犹豫推翻自己的言论，因为根据现实的挑战来修改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并无难为情之处，而是天经地义。他的读者也跟随着李普曼的思想变化，就像一支庞大的军队随着主将的指挥迅速移动。李普曼也曾经戏谑地描述自己和自己影响巨大的专栏：“他经常就一些重大事件撰写文章，而他创作的指导思想不过是一个手足失措的人临时做出的决断”。既然是临时做出的决断，等到有时间从容不迫地思考时，他就更有权利修正这些判断了。

　　1932年的10月，李普曼在一篇专栏中号召他的读者支持他曾经反对的罗斯福。他说自己发现罗斯福的能力被低估了，“他是可以令人惊奇地发展和成熟的”，李普曼自己也准备“愉快地投罗斯福州长的票”。

　　明智之举：沃尔特·李普曼的反复

　　一旦决定了支持罗斯福，李普曼就开始动用自己的全部武器来让罗斯福免于攻击，并且得到美国人的认可。罗斯福在1933年8月4日就职那天，全美38个州的银行关了门，新总统说，他必须取得通常只有在战时才授予总统的大权。听到罗斯福就职演说的公众都表示支持，但是仍然有知识分子担心这个政府在集权化，甚至免不了像意大利那样法西斯化。令人吃惊的是李普曼站在了罗斯福一边，虽然李普曼很早之前就对所谓的民主和“幻影般的公众”发表过不太信任的言论，但李普曼的话甚至让罗斯福也大吃一惊。他过于渴望为美国寻觅一位坚强和有领导力的领袖，在同罗斯福共进午餐时，他对一直含糊其词的罗斯福说：“富兰克林，形势非常紧急，你可能没有任何选择，只好接受独裁权力。”他在紧接着的专栏中继续阐述这种观点，“‘独裁权’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人们坚持这样称呼这种权力的话……我们所担心的危险并不是国会要赋予富兰克林·罗斯福过多的权力，而是国会拒绝授予他所需要的权力……一个民主国家在紧急情况下不能集中权力，它就会不可避免地陷于混乱状态之中，这只会给独裁者的崛起做好准备”。

　　毫不奇怪，李普曼支持罗斯福百日新政提出的全部方案。他仍然在不断呼吁，“现在的明智之举是，授予政府足够的权力，甚至比它需要的更多的权力，并以对形势发展的判断来决定如何使用这一权力”。当罗斯福因为在一封电报中把稳定货币的建议称为一个“以似是而非的谬论为基础的绝对武断的权益之计”，以及大肆谴责 “对所谓的银行家的过时的崇拜”而让很多政治家和银行家大惊失色时，人们注意到，早在罗斯福发表这封电报之前，李普曼就在自己的专栏中鼓动罗斯福放弃金本位和稳定货币政策。他说，为了稳定国内的物价，完全有理由放弃金本位和国际角度衡量的货币稳定。罗斯福的宣言被众人攻击——除了凯恩斯和丘吉尔，而李普曼和他的一些朋友则向总统表示祝贺，称赞他的明智举动。

　　或真或假的自由主义者们，披上外衣的法西斯主义者们，都是罗斯福新政的反对者，他们指责罗斯福过于独断专行，新政府过于强大和富于侵略性，是“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货色”，李普曼对罗斯福的评价却是 “我现在已经完完全全信服”，他在自己的专栏中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当然喜欢这样一个世界：政府在其中不必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可是我认为，这种世界已经不为我们所有了”。

　　但是如果认定李普曼从此成为罗斯福和他不断扩大的权力的新闻奴仆，这种想法又是错误的。像多疑狡黠的狐狸一样，李普曼也在不断根据他所接触到的信息和他面临的新的境况调整自己的观点。1935年7月，第二期新政改革计划开始时，罗斯福企图不经过国会听证和辩论强行通过财产税，这让李普曼大为恼火，尽管他曾经呼吁授予总统极大的权力。他说，“那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人物每每被幻想所困扰，罗斯福正在变成追求幻想的牺牲品”。他开始想要讨还授予罗斯福的权力，“人民交给罗斯福先生一把尚方宝剑，以使他能够在一场特殊的战斗中率领他们。现在战斗业已结束，宝剑应该入鞘了”。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李普曼说，他开始对罗斯福感到忧虑，“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他，是否应该相信他只是一位昙花一现的人物……他恐怕并未完全成熟。也许他更擅长处理危局，而不是去进行旷日持久的努力”。

　　而罗斯福对最高法院的攻击更是让李普曼愤怒。第二次就职典礼之后不久，罗斯福要求国会允许他扩大最高法院的编制，增加新法官，以此来确保新政派在最高法院中的优势地位。李普曼没有投罗斯福的票，而是鼓动他的读者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尽管李普曼也认为共和党挑出的罗斯福的对手太过平庸。李普曼指责罗斯福对最高法院的攻击是在 “策划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这场政变是对宪法民主之生命中枢的致命打击”。正像李普曼对罗斯福的支持引发了对李普曼的群起攻击一样，李普曼对罗斯福的攻击也引发了对李普曼的群起攻击。

　　这时的沃尔特·李普曼又一次右转。在他1937年出版的书《良好社会》中，李普曼告诫人们要警惕集权主义，同时表达了对哈耶克的赞赏。他似乎重新成为了《时代》杂志在1931年所称的“自由主义的摩西”。只是李普曼的文字仍然表明了他在努力试图筑起一道 “抵抗混乱的大墙”，而且内心依然彷徨，“在我们这样的时代，社会与其存在的条件发生了抵触。不满情绪驱使一些人变成积极的暴力主义者，另外一些人则陷入禁欲主义和其他处世学说。在动荡的岁月里，有人向社会的桎梏发起猛攻，也有人躲进了修道院”。

　　可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内心深处，他渴望躲进修道院，在人类的智力范畴做更深的探寻；可是另外一种冲动却让他保持同现实的接触，通过专栏来发出声音，并且影响公众的判断，继续指挥他那支虽然看不到但却让人生畏的军队。很快，战争就会到来：在个人生活上，他会离婚，开始第二段婚姻；对于世界而言，那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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