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艳兵　

　　

　　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对国企高管薪酬的持续追问，全国人大法律委主任委员胡康生表示，按照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要求，合理确定企业管理者的薪酬标准，很有必要，但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的经营业绩、所在行业和地区的企业平均工资、本企业的平均工资等多种因素，难以在法律中做出具体规定。

　　听了这番话，笔者才明白，为何规范国企薪酬的全国性法律迟迟无法出台，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定为何缺乏全国性标准。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在参与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时称，央企高管的年收入，与职工差距高达几百万。“建立公平的央企薪酬体系，势在必行。”而这种体系的最终建立，无非是要靠“两只手”，要么是市场经济和公司治理的“有形之手”，要么是体制、机制和法律的“有形之手”。而现今，由于“这个问题很复杂”，以至于“难以在法律中做出具体规定”，相关问题无疑只能通过市场经济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来解决。

　　但目前最大的悖论就在于，国企高管却并不单纯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他们更多是行政决策和政治任命的产物。拥有体制内官员的身份，却要按市场方式拿高薪，国企所享有的政策优惠乃至垄断地位所产生的“效益”，统统被作为高管的“经营绩效”，成为他们获取高薪的理由。

　　由于国企高管基本上全都具有国家行政序列中的特定身份，并非职业经理人市场中流通的“人力资源”。他们的市值究竟是多少，市场机制无法判断，信息占有量极为有限的国有资产监管者难以控制。这样一来，在企业管理者的薪酬安排上，作为代理人的代理人，国企高管们虽然本应“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但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全，在薪酬制定和安排上，高管们想“清静”都是很困难的。

　　因此，只有打破国企高管的“两栖身份”，公平的央企薪酬体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