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勋

　　闭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多管齐下、有效应对，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取向。

　　压力、教训和启示

　　“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似乎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压力、教训和启示。作为压力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下滑，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近期广交会交易额锐减可见一斑，因此迫使我们不得不把经济增长的着眼点放在国内消费上。实际上，过度地依赖出口和投资而消费不旺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作为教训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省吃俭用，少消费多积累，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赚得一些外汇财富积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而遭受到巨大损失，这使我们重新考虑过去“轻消费重积累”的政策导向。

　　作为启示是，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美国人都是靠借钱消费支出，而世界各国还唯恐美国人不消费，因为美国的消费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仿佛是全世界都十分愿意借钱给一个负债累累的花花公子，并乞求他不要停止消费。这对那些长期忽略国民消费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为什么要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负债累累的花花公子身上，为什么自己不消费呢？

　　收入低税负重压抑消费

　　美国人敢于借钱消费，除了其借贷利率低、贷款条件宽外，主要的是美国人社会保障系统完善，老百姓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后顾之忧不多；而中国人不敢消费的原因除了有后顾之忧之外，收入低、税负重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税收从1994年开始计算，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连续13年税收增长速度几乎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2008年上半年，中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稳定较快增长，累计完成32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

　　如果拿税负状况进行国际比较，更具有警示性的一组数字是，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2.4%，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3.7%，GDP增长不过11.4%，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基本上年年低于GDP的增长率(2007年略高一些)，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相对更低，大约相当于同期税收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再看这段时期美国的情况，美国税收增长率基本上是持平的，2001年和200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与GDP的差距比例也要小于中国，而居民收入增长率要高于GDP的增长率，除了2001年和2002年远大于税收的增长率和2005年远小于税收的增长率之外，基本上都是略小于税收的增长率。

　　人们常说，中国是储蓄大国，把储蓄转为消费的潜力很大，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8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约为20万亿元，但按全国13.2亿人口平均来看，每人仅1.5万元。不考虑存款的贫富差距，即便是全国人人都有1.5万元存款，在目前情况下，这些钱能干什么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哪样的花费不超过1.5万元？为了应付这些昂贵的花钱的项目，老百姓当然不会放手消费更不会大胆借钱消费。这样一来，银行储蓄中还有多少钱可用于我们所说的“内需”呢？

　　大规模减税可扩大内需

　　显而易见，内需拉动不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百姓有钱不花，而在于百姓钱实在不多，并且花钱的顾虑很多。因此，扩大内需不应该是一句口号，应该有切实的政策措施，如果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需要一个过程，见效较慢的话，那么，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前提是先提高百姓的收入水平，而大规模地减税是扩大内需又快又好的一个政策手段。比如增值税转型，企业税负减轻后，既可以增加投资，也可以提高职工收入，而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消费。全面取消利息税，更是可以直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其对消费的带动作用也是顺理成章的。

　　仅仅减免增值税和利息税，力度还很有限。为了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中国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减税，比如再次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取消红利税；比如取消或降低房屋转让营业税，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等。在减税的同时，要对贫困人口进行财政补贴，加快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这样，扩大消费的政策才能落到实处。

　　当然，减税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就需要政府勒紧腰带。要知道，今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财税收入的增幅已经出现大幅下滑。如果把通货膨胀等因素考虑进去，财政收入甚至已经出现了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再减税，对于过惯了“富日子”的政府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解决的办法有：一是政府部门精兵简政，减少政府财政经费支出；二是发行人民币的国内债和国际债。

　　减税已经成为世界税制改革的一种趋势。进入21世纪，欧美等西方国家纷纷力推减税计划，降低税负，形成了新一轮减税的“世界波”。从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凡是经济比较繁荣的时期，或者说历史上每一个盛世，大都注重减税政策，维持较低税率，无论是汉朝的文景之治，还是唐朝的贞观之治，以及康乾盛世，都是在“鼓励垦荒、薄赋轻税”的基础上，来维持长期繁荣的。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