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家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叛国罪人。这仅仅是一个职业的名称，当现代化建设急需配置生产要素的人才时，他们自觉充当了这个时代的经济工程师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中国企业家的成长要远远滞后于中国农村体制的破冰之旅。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发轫于一个安徽不起眼的村落，小岗村18家农户由于私分集体土地而名垂青史。那时的企业家前身是市场上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倒爷”和享受着国家干部待遇的国企厂长。靠着小平同志“不要动他”的最高指示，安徽芜湖的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在争议的旋涡中得以存活，而同是大王的温州柳市“八大王”却折戟沉沙，锒铛入狱。而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企业家则因为“剥削职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断激起各地民愤。

　　社会对第一批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试水者的评价很“水浒”——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据考证，1987年，《人民日报》第一次出现企业家三个字，1989年则首次出现在中国《辞海》上。1988年4月2日，由于承包制而扬名天下的20位经理、厂长被国家经委授予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他们和更多人一起，将会在剧烈的经济社会制度转型中接受洗礼。这是一场真实版的“幸存者”游戏。如果您认真翻阅过知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先生创作的《大败局》的话，就会对这场游戏的残酷和悲壮有更深刻的感知。

　　最终脱颖而出的人成为英雄，比如柳传志。他们都有着中国式的坚持和执著。他们理应享有这个社会给予的诸多荣誉、地位、追捧，其光芒直逼举国体制下的奥运冠军。

　　但他们走过炼狱到达荣誉的巅峰只是为了一次伟大的奠基。这场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创新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命运。随着改革深层次矛盾的日益显露，体制转轨并不像最初破旧立新那样总是充满激情和浪漫。由于先天匮乏个体理性思维、缺失现代法治精神滋养，中国市场经济的当然主体企业家阶层开始遭遇真正意义上的挑战。

　　毕竟，他们只有20年的成长史，但全球化残酷的市场竞争没给他们留出太多准备的时间，加上外部权力的寻租、潜规则的幽灵、法治的缺位和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匮乏都是他们前进时如影随形的羁绊。何况在今天，面对贫富差距的加大、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劳资纠纷的升温，企业家这些整天与效益、利润、资本打交道的“冷血动物”常常被挥舞着公平、正义、道德大旗的人们推向时代审判台。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太多企业家经受了社会责任的拷问；而同一年，娃哈哈与达能的纷争以及可口可乐并购案，则进一步激起全社会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品牌命运的思考。

　　30年，从封闭而勇敢的产品英雄到全球竞争下的红色资本家，中国企业家似乎也完成一个社会评价的轮回——从妖魔化到英雄再到新一轮被妖魔化的可能。

　　1913年，亨利·福特先生在他领导的公司建立了全球第一条工业流水线。西方将这一年定为后工业化社会元年。此后随着企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升，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收入待遇都得到极大改善，从而开启了西方经济社会文明新纪元。

　　福特先生曾这样说：“我们坦率地承认，人类不是为了拥有物品而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那些道德学家们是相同的；但更重要的是，直到整个社会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拥有了令他们充分满足的消费品，我们才能有机会去奢侈地探讨生活到底为了什么。”

　　我们今天一定要想想福特先生近百年前的忠告。

　　2008年，长期被誉为“吴市场”的学界泰斗吴敬琏先生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型，他扬弃了过去发展市场经济就能带来中国繁荣富强的核心论调，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法治的”三个字，并以著名经济学家的身份与同样著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组成了一个紧密联盟，共同为“好的”市场经济而奔走呼号，我相信吴先生加的形容词也许不能把市场经济带进天堂，但至少可以留在温暖的人间。

　　这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化、社会问题文化化的年代。如果不站在制度和机制的层面，我们无法找到破解经济问题的药方。只要政府越界、权力寻租的现象一日不消除，法治的主导地位一日不真正确立，中国企业家就将在经营之外继续修炼“内圣外王”的定力和功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企业家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叛国罪人。这仅仅是一个职业的名称，当现代化建设急需配置生产要素的人才时，他们自觉充当了这个时代的经济工程师。其实，我更希望未来官员也彻底褪去炫目的权势光环，而仅仅作为一个为社会各界提供高效率服务的职业存在。

　　我希望未来的中国企业家除了对于基业常青的渴望，首先需要进一步培育人文情怀和对制度的信仰。我知道这样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对这样的明天充满期待。

　　（作者为《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头脑风暴》策划）

石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