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吴思，龙永图，他们在见证中国转型30年的同时，自身也成为这个国家转型的符号，或主流或边缘，但统统都被时代淡忘

　　采访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丁伟 雷晓宇 杜亮 蔡钰

　　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崔健。吴思。龙永图。

　　三个人互不相识。对这一组合，也都无异议。

　　并非风马牛。

　　先说崔健。已有定名，中国最伟大的摇滚乐歌手，以其横空出世的音乐为中国人打开一个无限广阔的精神世界，无数人的愤怒、悲伤甚至绝望通过崔健得到化解。毫无疑问，崔健的音乐被当作了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武器(虽然并非他的本意)。崔健带来的并不是混乱，他从半地下转为地上的历程，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思想从一元变为多元的历程。

　　吴思。与崔健一样从体制内出来，寻找观察中国社会的最佳角度。如果说崔健曾长时间背负政治压力，吴思更多的时候则是面对自我的追问。他从一个极左的知青到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自由思想者的历程，就是中国人的思想从蒙昧到启蒙、从感性到理性的历程。

　　龙永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人们从龙永图身上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打开国门的决心和为此付出的努力。而在此过程中，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以崔健和吴思为代表的启蒙力量的被压抑。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崔健由精神偶像被还原为一个普通的音乐人。这是权威打破者的必然归宿，尽管他可能有些失落。与此相似，当中国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行列中后，作为曾经显示中国这一努力的符号，龙永图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在贡献出“潜规则”这一概念后，吴思的历史研究也被“百家讲坛”、《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事件淹没。

　　30年来，时代面貌由革命的、激情的、浪漫的转为现实的、功利的、善变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可能是一个平庸甚至浅薄的时代。

　　也许这才是常态。

　　1978

　　1978年，在北京郊区插队的吴思拿到了高考成绩单，远远高于录取线。那年他21岁，已经在那里插队两年半，担任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副书记。停止10年的高考于1977年恢复，因为在公社的大喇叭里表过“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的决心，吴思当年没有参加。

　　看到成绩通知单，“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也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耻。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吴思《我的极左经历》)

　　那时候，吴思怀抱的改造农民的想法已经产生了动摇。农民们对通过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进入共产主义毫不积极。“对自私自利的小生产者应该继续进攻还是维持现状，还是让步？”吴思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原来装了一脑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生活中被证伪了，受挫了，遇到了问题。这就是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的起点。”吴思说。

　　这一年，17岁的崔健已经吹了3年小号。这个朝鲜族小伙子偶尔会想起两年前毛泽东逝世。“当时有个遗憾，就是大家都想见他一次，结果没见着他就死了。”

　　这一年，龙永图35岁，身在纽约，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他早不再感到惊奇。1973年，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要派十几个人到英国学习经济，委员会主任方毅想起自己被“打倒”时曾受到当时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龙永图的照顾，就把他找来说：我看你就是品质好，你去。“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得到了一次去英国学习的机会。”龙永图说。乍到英国，但见汽车遍地、速度奇快，龙永图大受刺激。

　　其时崔健正待在北京的大院里，“特安全、阳光充足，每天就玩，不用上学。全世界我们最幸福，台湾人民等着我们去拯救。”国内的人忙着写大字报，龙永图在英国苦读，英文水平大进，为他20年后出任世贸谈判首席代表打下基础。

　　龙永图从外国人眼中感到了中国在进步。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方针确定，中国一改多年来拒绝任何国家援助的立场，这一变化让联合国官员非常吃惊。

　　在纽约，龙永图每个月有19美元的补助，可以全部攒起来。回国时，他带回去的一些小家用电器如录音机让家里人大开眼界。

　　1981

　　崔健进入北京交响乐团，成为一名专业小号演奏员。从一些外国留学生和旅游者那里，他听到了约翰·丹佛等人的磁带，并开始学习吉他演奏。这是一种他倾注了远比小号要多的激情的乐器，而且成为他日后舞台上须臾不离的武器。

　　大学三年级的吴思梦见了毛泽东。“当时人们都觉得做梦梦见毛主席是报纸上的假话，特别假的学毛主席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那会儿毛主席已经死了多年，但是我是真的梦见了毛主席。(梦里)毛主席在怀仁堂看戏，在我的前面第三排，我在他的左后方。他就一个人坐着，周围没人。我就探头看他，问能不能跟您说句话？他说行。”吴翻过两排椅子坐到毛身边。“我说，毛主席，您说的农村那个搞法，我非常认真地做了，不行，真是不行……我一肚子的东西在那儿，就是找不到一个简明的、一说他就能懂的话，最后就憋醒了。”

　　吴思的班里一共53个人，只有六七个应届毕业生，其余不是插过队就是当过工人，有一位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对农村问题最耿耿于怀的一个人就是我。”吴思说。他当时是班长。

　　吴思回忆，几乎所有同学都对前人的理论、大学要传承给他们的东西抱着很强的怀疑态度，很多事都会跟老师争。“甚至在考试的时候都不按照标准答案答，虽然也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于是大学对那几届的大学生来说，我们就不是到这儿来受教育的，就不是一个知识的接收者。我们到图书馆去看看法国人怎么说，英国人怎么说，美国人怎么说，还有民国的时候人们怎么说。但还是找不着一种让我们服气的世界观、一种解释。”作家阿城曾在查建英所著《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当时的大学教师对他们这些有复杂社会经历的学生很头疼，因为太不听话，但后来教师们又为再找不到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遗憾。

　　龙永图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区域项目官员，为中国开始接受联合国援助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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