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魏稳虎

　　谈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成败得失，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要用全面的视角，既看到不足，也不能漠视进步；二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既看到主观动因，也看到客观制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意气用事，做到全面客观。

　　30年医改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任何改革都有难以逾越的阶段性，都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既然是探索，就不免跌宕、曲折甚至痛苦，就应该允许、容忍并消受挫折与失败。虽然医改之路曲曲折折，但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在探索中逐渐成型。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纵观医改的整个过程，这一举措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对于30年医药卫生事业取得的成就，《意见》作了全面概括：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医疗保障覆盖人口逐步扩大，卫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改善，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尤其是抗击“非典”取得重大胜利以来，各级政府加大投入，公共卫生、农村医疗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加快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医改不令人满意的方面也有很多。主要表现为：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政府卫生投入不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严重等等。

　　医改之路为何蜿蜒曲折？原因众多，其中认识上的偏差是一个重要因素。意识是行动的先导。30年医改内容丰厚、过程繁杂，通过梳理粗线条，我们会发现，认识上的偏差必然导致目标的偏离。按照有关研究机构的说法，1984年以前是医改的孕育期，1985年被称为医改元年。从这一年开始到1991年，改革侧重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在此期间，政府直接投入逐步减少，市场化逐步进入到医疗机构，这为以后医改出现的一系列偏误埋下了伏笔。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定后，如何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医药卫生体制摆上议事日程。有关部门将医药卫生系统等同于国有企业，提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思路，要求医院“以工助医、以副补主”。在创收的利益冲动和压力下，医疗机构的经费得到了弥补，而“看病贵”问题却孳生蔓延。虽然其间产生了“效益与公益”之争，但却没有引发普遍的关注。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演进，医院产权问题被触及，公益性质被逐渐淡化，商业气息快速蔓延，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愈演愈烈。为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多项医改措施逐步推开，比如“医药分离”、建立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探索城镇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等，这些举措为下一步深层次改革奠定了基础。

　　2005年，医改出现了重要转折，而转折点却来自一场无法回避的争论。这一年，针对“医改是否失败”、“体制问题的根源”、“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等敏感问题，进行了一场全社会关注并参与的争论。经过激辩冲撞，“公益性质”和“政府主导”成为上下共识，医药卫生终于回归公益本色，新一轮医改开始酝酿。2006年6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工作小组成立，新一轮医改正式启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首次完整提出了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的制度框架，即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确定后，为医改方案推出指明了方向。今年10月14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在热盼中揭开了面纱。《意见》明确了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了政府责任和投入，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一总体目标。乱花渐欲迷人眼，轻舟已过万重山。可以预见，经过凝聚民智、问计于民，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将更加完善，医改将迈上新的征程。

　　一种新制度的创立和完善，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而漫长的系统工程。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医改的曲折历程警示我们，只要每个人以建设性心态共同面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经验与教训都会成为不断前行的财富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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