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魏珍妮报道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的土地制度变革开始，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摸索发展后，中国经济又走到一个历史关头，农村土地问题又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起始点。

　　30年前，举世瞩目的农村改革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发轫；30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中国农民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三次大变化；30年后，正在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将改革的目光投向土地经营制度的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青年学者檀学文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像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中国农业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农业政策专家也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走出来了。”

　　全国总工会的一份调查表明，目前，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就有１亿多人，已有超过1/3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工人队伍构成发生历史性变化，农民工已成产业工人的主体。权威调查显示，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业户口劳动力已占57.6%，有些行业中农业户口的从业人员已占相当高的比重，如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占52.6%，加工制造业占68.2%，建筑业占79.8%。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逐渐恢复并日益活跃。近几年随着城乡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环境不断改善，尤其是200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后，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农民“弃农务工”、“洗脚进城”，其积极作用是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

　　经济发达地区，在农村劳动力已大部分转移到非农产业的背景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1984年中央第三个1号文件就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要适度进行规模经营。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流转的方式予以了肯定和规范。

　　檀学文强调：“土地流转不是土地的私有化，必须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而发展土地的规模经营。”此外，应该建立规范化的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土地规模经营。

　　檀学文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农业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给予鼓励和引导。建立土地流转的财政补贴，给土地流出一方财政补贴，鼓励其土地出让。”同时，土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由于国家农业市场经营体系还不完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比较大，土地流入方收益风险比较大，这是希望参与土地规模经营的农户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急需一批具有现代农业理念的企业家型农业经营人才，为规模经营提供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