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万磊

　　最近一周是著名的“诺贝尔奖周”，在经济学奖项的设置上，有传闻一预测高风险理论可能受宠，传闻二则认为因为金融危机的动荡，本次诺贝尔奖很可能淡化“芝加哥学派”倾向，将“自由市场经济”打入冷宫，以作为当下危机的回应。

　　传闻二的担忧不为无因。鉴于诺贝尔奖的光环对于众多学术工作者的名誉重要度以及其衍生的学术研究倾向方面的影响力，如果通过一次金融危机来为接下来的经济学术研究“定调”，实质上蕴含了学术误导的风险。

　　这是因为，在科学学术史上，理论进化往往是需要经历一个理论所蕴含的范式的崩溃过程，主要由范式本身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现实现象所引发。而目前的金融危机并不能证明自由市场经济这一古典经济学范式是彻底被打破还是仅仅需要修正，如两房的问题，实质上是违反了自由经济的制度安排，政府隐性担保加大了经济运作的风险(而“不受约束的市场”的反对者们仍然认为政府监管能解决市场问题)。因此，在这一证明未被做出之前，如果贸然对自由经济进行“冷处理”，一方面是否认了之前多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蕴含了此次颁奖的“可质疑性”。

　　经济学所研究的任一对象，无论是做出家庭经济决策的个人还是做出国家经济决策的政府，包括支撑金融运转的华尔街，都只是有限理性或者说局域理性，而不是无限理性或者说全域理性。有限理性意味着当事人或者群体在每一时间段的决策都是基于有限信息和有限的理论支撑。众多有限理性博弈的结果在一定时间段内表现出全域理性，但这在时间跨度上表现出波动特征。批判自由经济的人群更多地是要求自由市场衍生出彻底的全域理性，即经济状况无论何时都运行良好，但鉴于人类整体理性或者说学术发展的局限，这一全域理性的理想事实上很难达到，而期望政府本身的局域理性演化成全域理性则更不现实。

　　不可否认，随着金融危机的越演越烈，危机波动之下，全球从政界到商界到大众，存在众多利益受损者，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靶子来进行批判。至于这个靶子是“泡沫先生”格林斯潘还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负面情绪有一个宣泄的出口，而政客得以给民众一个交待，并画下一个加强(跨国)政府监管的大饼，以期度过艰难岁月。

　　但监管这一词汇并不等价于金融危机的绝迹，恰恰相反，解决方法失误本身可能在危机之外制造更大的危机。过于庞大的政府监管无疑具备这一潜力，因为政府并非全能或者说全域理性的代表者，单纯地加强监管很可能是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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