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整理/本刊实习记者 李 微

　　人类社会要存在，经济要发展，需要道德力量的调节，也需要一种精神动力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最早是没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但一样存在了下来。靠的就是道德调节。同样，人类要实现腾飞，就要靠一种想腾飞的精神。

　　市场调节需要道德力量作支撑

　　我们经常谈到两种调节，一是市场调节，二是政府调节。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靠供求力量起作用。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靠法律法规政策起作用。那么，这两种调节以外的第三种调节是什么？

　　我们不妨从人类历史谈起，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的事情，部落之间出现了商品交换。政府出现时，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了几万年。在这之前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也没有市场调节；既没有政府，更没有政策，人类社会持续下来靠的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所以，第三种调节，就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有了市场、有了政府之后，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大动乱。农民大起义、外族入侵、诸侯割据、军阀混战，等等。发生小动乱时，乡下人往城里跑，因为城里有人把守，感觉比较安全，所以叫“小乱居城”。发生大动乱时，城里人往乡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所以叫“大乱居乡”。在大动乱年代，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社会延续下来了，靠的就是道德的力量。

　　社会生活个是大领域，其中只有一部分领域是交易活动，交易活动就是按市场规则办事。另外一大部分是非交易领域，包含各种关系和活动，有家庭关系、邻居关系、学术活动、社交活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非交易领域。

　　既然是非交易领域，就不会按市场规则办事。非交易领域中，政府调节只规定大框架，这些活动如果不越过法律界限，政府是不管的；越过法律界限，政府才管。比如，政府对每个家庭是不管的，但家庭中发生了暴力事件，政府就要管。非交易领域中，既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也不按市场调节做事。这种情况下，主要靠道德力量调节。

　　由此可见，在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调节的时候，道德力量是唯一的调节方式。相反，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同样需要道德力量调节。市场调节下，没有道德力量调节作支撑，整个市场调节是乱的。政府调节下，如果没有道德力量作支撑，政府调节是低效率的。因此，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却无形。这就是道德力量调节的作用。

　　道德力量调节表现为自律，每个人都要自律。应该说，道德的标准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达尔文写《进化论》的时候，在南美洲印第安部落考察，到了一个村庄，发现村里全都是年轻人，没有老人。后来一问才知道，老人都在山上住。因为粮食很少，不够全家食用，为了把剩下的粮食留给小孩子吃，老人们只好都上山住了，在山上找点野果子吃维持生命。时间长了，年轻人也老了，他们也要上山住，为了让更小的小孩子吃饱。这就是当时的道德标准。

　　市场调节是第一次分配，政府调节是第二次分配，而道德力量调节产生的是第三次分配，比如发放困难补助等。政府只有等到所有收入到了自己手中，出于道德信念的考虑，才会继续搞分配，帮助穷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三次分配的数量越来越多。

　　经济复兴需要精神力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韦伯认为，决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文化。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做《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他在书中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在16～17世纪，荷兰和英国成为了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

　　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出现，但是，为什么意大利没有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据韦伯的解释，意大利所流行的宗教是天主教，天主教的教义是：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人要想赎自己的罪，一条途径是进修道院，把终身奉献给上帝；第二条途径是，不入修道院，把你赚的钱、把你的财产捐献给教会，这样就可以赎罪。想想看，如果所有人都进修道院去念经，不从事生产，经济能发展起来吗？人把钱都捐给教会了，教会拿少部分给穷人，大部分钱用来盖教堂，经济能发展上去吗？所以，像意大利这样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长的土壤。

　　古代的中国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为什么没有首先发展到资本主义？根据韦伯的解释，中国主要有三种宗教：佛教、道教和儒教（儒家思想）。首先，佛教伦理是，这辈子做好事积德，以便下一代投胎后过上好日子，佛教相信的是轮回。但是，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缥缈的轮回世界中，对现实生活不关心，这样能使经济发展上去吗？所以，佛教理念不可能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

　　第二是道教，道教分上下两层，上层信道教的是个人享乐主义，他为了长生不老要去炼丹，再搞一些嫔妃；下层信道教是平均主义思想，农民起义打着道教旗帜，入道后一起打天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以，平均主义思想也不能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

　　第三是儒教，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首先是忠于皇帝，帮助皇帝做清官，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然后，自己光宗耀祖、清史留名。这种做忠君、做清官的思想，是为了维持现实制度不变更，这种思想也不能使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尽管在古代经济繁荣，但并没有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

　　荷兰和英国首先进入了资本主义，因为欧洲发生了宗教革命。宗教革命后，基督教分为新教和旧教，旧教就是天主教，新教就是基督教。荷兰和英国当时信仰的是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新教的伦理是：勤奋工作、积累财富、创造事业，工作越勤奋积累财富越多，创造的事业越大，在上帝面前完成的任务就越好，这是天职，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思维。所以，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都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生活很艰苦，积累财富，创造事业。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韦伯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当时在学术界很有影响，但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因为它完全是理论。半个世纪以后，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阵韦伯热，重新去读韦伯的书。韦伯是德国人，德国是战败国，被四国占领，德国经济也被破坏了。所以，对于战败国，要想重新崛起，信念是最重要的。人们从韦伯的书里找到了答案：没有一种信念、没有一种精神动力，经济的复兴是不可能的。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很多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与现代化相比，落后一大截，最后都赶了上来。靠的不仅是建设，还有精神，没有精神力量是不行的。韩国起来了，新加坡起来了，精神动力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韦伯的理论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没有起飞的精神，就不可能有起飞的现实。

　　这种精神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新中国刚解放的时候，人们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因为经历了一百年的外国侵略，老百姓经受了那么多苦难，好不容易全国解放了，大家能有一种信念，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但是，当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1957年反右，挫伤了这种积极性，反右时人们都不敢说真话。“文革”以后，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虚无主义、颓废思想。年轻人动不动就说：什么事都看透了，不就这么回事情吗？这种情绪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建设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的重新建设，是信念的重新恢复，没有信念是不行的。

　　四川大地震，全国的力量都凝聚起来，这是非常可贵、无价的精神财富。没有精神财富，我们怎么能把经济搞好？韦伯理论给我们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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