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番解释，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当时为什么给可口可乐限制呢？佟介绍说，对它的产量进行控制，一是怕可口可乐影响我们的软饮料发展。另一方面，这种限制也是一种保护，避免引起太多事端。另外，佟志广承认，尽管在美国工作多年，思想不算保守，但是当时自己对可口可乐也有警惕之心。现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副总裁赵仲彬是香港人，自己的子女有的就在内地生活，回忆起当年也是哑然失笑：“当时走在路上总要回头，害怕身边的行人里就有大陆的便衣，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北京装瓶厂投产后，可口可乐又在计划开更多的厂。第二个厂址选在了深圳，可口可乐公司开出的条件是：提供每分钟500瓶的装瓶线，价款的50%为无偿赠送，另50%价款由进口可口可乐公司浓缩液补偿。起初广东省领导支持在深圳设厂，后又改为广州。

　　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前，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要求“慎重”并且推迟签字。而此时，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批准哈利及其专机的入境签证，将按期在北京入境，并第二天转赴广州。紧急情况下，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的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广州厂最终于1983年投产。

　　1979年可口可乐进来的时候我就相信，只要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走回头路，我们的做法就没有问题。有了前两个厂的基础，准备在上海建第三个厂就比较顺利了。上海厂建成投产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前去参观并题词。

　　五

　　后来有人说，可口可乐的老总在进入中国时曾说过十年内不打算盈利，这种耐心是日后成功的关键。实际上，可口可乐方面当时并不满足于这种过慢的发展速度。但是中国的复杂情况让他们始料不及。

　　佟志广回忆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可口可乐的老总曾说：“2年内我不打算赚钱。”建一个厂，他们也不在乎当时能不能赚到钱，主要是赶快形成规模。不过，虽然总体上对中国市场的盈利前景没有过高要求，但是赵仲彬说，当时公司内的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工作考核目标，工作人员的压力并不比其他地区小。

　　在这种情况下，可口可乐公司终于忍不住要有所动作。根据《中粮志》中刘昌玺的回忆：北京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旅游饭店，收取外汇。1982年初，征得商业部同意，将供应旅游饭店后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系统在北京投放市场内销。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开始协助北京分公司搞促销。中粮曾提醒可口可乐，内地不同于香港，开拓市场不能操之过急，避免发生副作用。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据考证，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北京各大报纸对此反应强烈。《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在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引进可口可乐是浪费国家大量的外汇资源。陈云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商业部根据批示，正式通知北京停止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