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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世界粮食农业组织(FAO)的调查报告指出,如果今后的15个月内不能改善朝鲜粮食情况,就会面临类似于1990年代中期因饥饿引发大量死亡现象的严重危机。
继上世纪90年代的大饥荒之后,朝鲜如今再一次面临大范围的粮食短缺危机,未来几个月内因饥饿引发的死亡现象可能将越来越多。
对朝鲜政府来说,面临的不仅是如何解决粮食危机,更有伦理选择的困境。体制的特殊性以及食品问题反复发生产生的麻木心理,使得朝鲜当局很难像过去一样借助于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中韩两国不采取有力行动和及时援助,饥饿可能将夺走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
通过对内镇压、勉强争取国外援助以及保证军队、安全部门和党内的粮食需求,朝鲜政权应该能经受住此次危机的挑战,停止核试验的决议也有助于扫清国际援助和经济改革的障碍。 虽然此次危机不太可能演变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样的大饥荒,但是社会贫穷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却普遍存在。
问题是,此次粮食短缺反映出更多深层矛盾:化肥等主要农业必需品的匮乏为2009年的粮食问题埋下了伏笔,政府的反应也再一次表露出朝鲜高层对于经济改革和开放爱恨交加的复杂心理。
在此基础上,韩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需要考虑的因素,除了核武器问题和人道主义挑战,还有朝鲜政治危机的可能性。
粮食短缺
今年6月,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世界粮食农业组织(FAO)针对朝鲜8个道和53个郡的375户进行了“朝鲜粮食情况紧急评价”粮食调查,报告指出:“如果今后的15个月内不能改善朝鲜粮食情况,就会面临类似于1990年代中期因饥荒引发大量死亡情况的严重危机。”
此次调查是继2004年对朝鲜进行粮食调查以来的针对几乎整个朝鲜进行的首次调查。报告显示,除平壤及周边以外地区的居民中,占60%的人一天只吃两顿饭,居民每人每天配给量也缩减到了150g以下,还不到两碗饭(180 g)。
报告指出,6月中旬收获的大麦和小麦等春季农作物的收成,只能满足整个朝鲜人口需求的10%左右。
而且根据多方预测,由于去年洪水肆虐,农业部门本身也存在问题,再加上政府应对不力,今年粮食产量将出现大幅下降。
由于粮食紧缺,平壤粮食交易市场上大米和玉米的价格比一年前上升了3-4倍,因此80%以上靠配给生活的城市底层居民依赖于农村亲戚的粮食援助。但是随着粮食匮乏情况遍布整个国家,无法得到亲戚帮助的人数也有了大幅增加。
报告表示,最近农村地区也处在严重的粮食危机中,特别是咸镜道和两江道等东北地区已经开始出现饿死者,由于饮食质量差患痢疾和营养不良的人也不断增加。
由于粮食供应较少,每10户家庭中9户减少了饮食量。回答说 “吃四种以上食物”的家庭只占18%,而且应答者的一半以上把玉米里加上素菜或野菜等熬成的粥为主食。
报告指出,随着用草粥代替不足粮食的家庭激增,出现了老人、妇女和儿童都去挖野菜的情况。因为要把孩子送到了粮食危机不那么严重的地区,有的家庭被迫拆散。
援助的作用
朝鲜非常依赖国外援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依赖对朝鲜有重要意义。朝鲜人均可耕地面积不多,自然条件不利,虽然一直倡导自给自足,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导。
这就是谈到朝鲜粮食问题必然提到气候的原因。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是导致朝鲜粮食危机的重要因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夏天的洪水。
如果气候条件一贯恶劣,就意味着朝鲜必须减少对国内供给的依赖,最终的解决方案则不会完全依靠农业,改革将势在必行。正如邻居韩国、日本和中国一样,朝鲜可以重新定位工业,加速工业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大量进口粮食,以缓解食品短缺压力。
目前,朝鲜从国外获得的供给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首先,高度依赖援助。这个国家已经成功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病房”,年复一年地从国际社会获得大量粮食援助。
其次,国际社会提供援助的意愿下降。除了朝鲜过于激进的外交表现,国际社会对于朝鲜政府无法保证援助项目的完整性表示不满,鉴于援助的粮食经常被挪用到军队或者自由市场,援助国和朝鲜的关系一度紧张。
最后,朝鲜政府目前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从国外进口足够的商业粮食。直至最近几年,援助一直远超商业进口。由于缺乏信誉和没有外汇储备作支持,朝鲜被广泛认为是不可靠的贸易伙伴。
粮价上涨
国际市场食品价格变动时,穷国最容易受到冲击,因为穷国的穷人在食品短缺时最为脆弱。
目前世界粮食储备已经降到25年来的最低点,食品价格的攀升速度也已经打破了上世纪70年代粮食危机以来的纪录。
朝鲜政府并没有向国外提供其市场价格变化的信息,相反,他们想尽办法压制此类信息的传播。但是,国外研究人员通过多种渠道获得的信息显示,去年朝鲜国内的粮食价格增长了3倍,谷物价格增长还要高。
这种日益上涨的价格趋势已经产生了三种不利影响:增加了朝鲜政府商业进口粮食的难度;增加了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购买粮食和兑现承诺的难度;价格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到朝鲜普通家庭,迫使他们更加依赖市场。
对以上三种负面影响的简单解释是,朝鲜市场的食品价格令人惊讶地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其背后的深层含义是,朝鲜经济日益受到外部世界发展的影响。
分配制度崩溃
粮食是所有社会契约的核心,无法向其主要支持者提供粮食的政府总是遭遇深刻的政治危机。粮食对于保持政权稳定的向心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朝鲜政府急于获得援助,以及为什么不愿意利用私有农场和市场分配粮食。
朝鲜的分配制度是主要政治经济制度。在上次大饥荒之前,政府通过配额制度分配粮食。饥荒期间,朝鲜人则通过工作单位、市场、物品交换以及偷偷种植等多种途径获得必需品。军队及一些不为人知的国家部门拥有特权,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粮食。
上世纪末期国外援助大量进入朝鲜,因为援助国没有渠道,使得分配制度又运转起来。但是市场也继续蓬勃发展。据估算,当时大约50%的消费品来自于市场交易。
2005年8月,朝鲜政府决定恢复分配制度,禁止私下买卖谷物。由于各个省份执行力有差异,最终政府被迫将重建方案束之高阁,粮食市场又开始出现。
历史上,朝鲜政府应对城市食品匮乏的办法,是在农村征收粮食。去年应对洪水灾害时,政府在这方面的行为就很明显。政府提高了合作农场下一种植季节的生产配额,并严厉打击侵占和挪用。
然而,政府对谷物的查收越多,对私有土地的惩罚越严,其在未来面临持续反抗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民采取各种方法、理智地保护自己利益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政府在城市和工厂也遇到了类似困境。粮食匮乏,工人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打击。据悉,负责国家粮食分配的各部门和大企业在整个分配体系中是比较早中止配额制度的。困难不仅来自于食品供应不足,还来自于因电力和燃料不足引起的收割和运输困难。
自由化和广义的市场化不仅意味着高价格和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还将导致粮食从国家渠道中被转移到农民、贸易商和中间商手中,即使是供应军队的食品也不例外。
目前,朝鲜政府对于粮食控制的不稳定性将产生意义深远的结果。对于大多数朝鲜人来说,从大饥荒开始国家分配制度就不再是获得粮食的可靠来源。因此,朝鲜政府不可能根除私有生产和交易。在国家分配制度缺乏高效运转的情况下,根除私有化将使普通民众的处境更为恶劣。
政府面临挑战
食品短缺和公共分配体系崩溃给政府带来极大的挑战。
首先是劳动力从国家部门撤离,转而进行市场活动,尤其是女性表现最为明显,成为2002年改革后新兴市场的主力军。她们不仅逃离了车间,也逃离了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各种各样的征用。据悉,在朝鲜,政府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被征用的“志愿”劳力。
市场化趋势带来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中朝边境的消费品交易大大刺激了朝鲜自由市场的发展,这些交易传递到朝鲜国内的不仅是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质量产品,还包括大量朝鲜政府唯恐避之不及的文化产品,其中有能够接受到中国电视节目信号的小电视、音乐光盘、盗版DVD甚至手机等。
这些“文化渗透”无形中打破了朝鲜的意识形态垄断,因此,反对市场的战役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意识形态的强烈需要,朝鲜政府反复强调市场行为及其扩散效应的反社会主义本质。
最后一点,也是最明显的一点,随着朝鲜家庭在物价上涨时被迫依赖市场,持续的粮食交易对朝鲜政府提出了直接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朝鲜政府不再仅仅关注粮食,而是增加了对整个市场行为的控制,例如从2007年秋天开始逐步提高市场交易人员的年龄,以及今年1月中旬起严格控制交易商品的范围。
然而,平壤当局的努力成效不大。政府规定年龄制约,可以让祖父母去;规定商品种类,则催生了新的“马路市场”。
鉴于朝鲜对集体活动的控制举世闻名,其加强对市场的控制不太可能引发公开的社会或政治对抗,但是自由市场中频频出现的小冲突暗示着,朝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因为市场本身可能成为抗议的中心和发源地。
作者:Stephan Haggard,Marcus Noland,Eric Weeks, 梁贞儿 来源: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aily NK 编译:刘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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