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

　　经济观察报：中国有一批经济学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同时他们又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改革开放，你就是其中的一员。

　　张维迎：这不奇怪，因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按照一套缜密的计划展开的，而是边摸索边前进。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中有许多人还不知道经济学是何物。恢复高考那一年，我报考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时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学的就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西北大学缺少像北大这种师资结构，没有教西方经济学的。毕业后我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学的专业还是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是偶然的机遇，我的思想不会有彻底变化。

　　经济观察报：什么机遇？

　　张维迎：1982年2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这次年会是我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那时我23岁，被推选代表小组到大会去发言，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关系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议。

　　经济观察报：记得茅于轼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你的发言给他印象很深刻。

　　张维迎：茅于轼、杨小凯、田国强这些人我都是在这个会议上认识的，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尤其是杨小凯和茅于轼先生，茅于轼讲的择优分配原理对我的启发很大，使我对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模糊地认识到过去大学四年学的政治经济学有问题。会后，我在西安一家专门卖内部书的外文书店买了英文版的萨缪尔森 《经济学》和台湾翻译出版的JohnDue与RobertClower合著的《中级经济分析》。我就以这两本书为蓝本，自学现代经济学。同时我还组织了六位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办了个 “读书班”，系统地自学《微观经济学》。每周我们聚一个下午，我来主讲。你要给别人讲，你自己首先搞明白。这样半年多下来，“老师”的角色迫使我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进行严格推导，真正搞明白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价格理论”。同时我也在看另外一些书，包括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还有英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等等，慢慢形成了对市场概念的一个基本理解。到1983年底的时候，我脑子里的市场经济概念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价格信号，一个是企业家。

　　经济观察报：大概在“读书班”前后，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文章《为钱正名》，也引发了一场风波。

　　张维迎：那是读书班之后的事情。文章是1983年8月发表的，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提出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所以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文章发表后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全国掀起一场针对我观点的大批判，《中国青年报》等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学校研究生处处长把我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发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这怎么行呢！在北京的茅于轼先生则来信勉励我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我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第一次受到舆论的批评。

　　张维迎：是第一次，当然不是最后一次。

　　经济观察报：在自学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你也很关心现实问题。

　　张维迎：对，我很关注当时政府有关整顿价格秩序的报道，我觉得自己对价格改革的方向有了一些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一样的想法。

　　经济观察报：流行的观点是什么？

　　张维迎：因为企业有自主权了，农副产品放开了，市场上比较混乱，有些人不执行国家计划政策，偷着超出计划价格卖产品，政府接连发红头文件、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章，要求坚决整顿价格秩序，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主管官员也认识到，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经成为改革的“拦路虎”，讨论价格改革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是当时“计划价格”仍然是一个“神话”，主流观点是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的价格必须由国家计划制定。所以，人们讨论的所谓价格改革实际上是 “价格调整”，就是如何通过行政手段把价格体系调整到合理水平。

　　经济观察报：经济学家也没有人提出要根本改变价格的决定机制？

　　张维迎：没有，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病因在于计划制定价格时没有遵循“价格规律”，而不在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他们相信，合理的价格体系可以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出来。

　　经济观察报：当时你已经是一个市场价格论者了？

　　张维迎：是的，一个坚定的市场价格论者，因为苦读了微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信念已扎根在我的脑子里。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从而调节供求、引导资源配置，怎么能用政府的办法去管它呢？

　　提出双轨制改革思路

　　经济观察报：你的硕士论文好像谈的就是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

　　张维迎：1983年底开始论文的选题，我意识到研究价格改革问题现实性很强，而且我很有想法，这些想法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很新颖。那时我已经决定毕业以后要来北京工作，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受到批判，我就不想在那儿待了。在做论文期间，我有好几个月都住在北京的朋友家里。我也认识了很多现在的朋友，包括像周其仁、宋国青等人，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看法对我启发很大。我经常去茅于轼老师家请教问题，他给了我许多帮助，他是我真正的学术导师和学术知己。我的一些主要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984年4月我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价格改革思路。

　　经济观察报：你的思路是什么？

　　张维迎：企业自主权与固定价格体系是不相容的，中国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根源在于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只要不废除计划价格管理体制，价格永远不可能合理，扩大企业自主权与宏观经济平衡的矛盾不可能解决。因此，价格改革的着眼点应该放在放开价格管制上，而不是价格调整上。思路一旦形成，写文章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大概花了两三天时间就完成了1万多字的文章 《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很兴奋，拿去给茅先生看，茅先生看了以后也很喜欢，刚好他在帮助丁宁宁编辑《专家建议》，那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内参。丁宁宁是能源组的负责人，茅先生就把我的文章推荐给了丁宁宁，文章就发表在1984年6月份的《专家建议》上。

　　经济观察报：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张维迎：在文章里我首先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找到改革本身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价格改革，就是放活市场。我分析了价格的信息功能，僵化的价格体制如何导致价格扭曲，扭曲的价格又如何导致各种利益关系的扭曲和经济结构的扭曲。然后我证明为什么必须把价格改革的重点放在价格制度的改革上，而不是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因为价格制度的不合理是“因”，价格体系不合理是“果”，是表现形式；如果不改革价格的形成机制，价格不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永远不可能合理。我还打了个比喻：价格好像“温度计”，计划价格是一个“不胀钢温度计”，价格调整只是用新的“不胀钢温度计”替代旧的“不胀钢温度计”，而我们需要的是随着气温变化而自动升降的 “水银柱温度计”。再接下来，我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文章写到：“所谓价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系,以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效能”(当时不能讲市场经济，但按照我提出的改革思路，结果不可能是计划经济)；“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达到合理,而在于每一步是否都在趋向合理”。我接下来提出了价格改革的八个步骤,其核心思想是:首先将产品的指令性计划基数固定下来不再扩大，相应地开放计划外市场，基数内按计划价调拨，基数外按市场价交易。然后，国家再分批、分类、分步地逐步放开基数内产品价格，同时取消计划和调拨，或者对某些产品“先调后放”，直至建立起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

　　经济观察报：你的双轨制改革思路只是一种逻辑推理，还是从现实中得到的启发？

　　张维迎：逻辑当然是非常主要的，如果对价格理论没有深刻正确的理解，不可能提出这个思路。但是我的具体思路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农村改革的启发。事实上，我文章的第一节讲的就是农村改革的经验在于“放”而不在于 “包”，定稿后第一节的标题就是“机制的改革与改革的机制——农村改革的启示”。7月份《经济日报》发了一个征文启示，要举行首届全国中青年改革理论研讨会，我就投去这篇稿子，稿子还是油印的。这次会议共收到1300多篇论文，有124人入选为正式代表。会后知道，开始时我的论文落选了，后来文章不够，又在落选稿中挑选，结果被看中。后来我才知道，复审意见是《经济日报》记者石小敏写的：“此文很好！”

　　经济观察报：这时你还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

　　张维迎：我们陕西去了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首届全国中青年改革理论研讨会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上举行，所以又称“莫干山会议”。这个讨论会并没有采取报告论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其相关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分七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会议中的很多人血气方刚，思想活跃，大家畅所欲言。我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夜。我在第一组，根据我的记忆，这个组一开始好像并不叫“价格组”，而叫“宏观经济组”什么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组最有影响的议题是价格改革，大家就叫它“价格组”。当时国务院价格中心正在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合理的价格体系，中心主任田源可能是第一个发言的，他讲了如何调整价格的思路。我当然不能同意他的观点，迫不及待地发言批评了田源的观点。我说，“调”不能解决价格不合理的根本问题，合理的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而不可能是政府制定，我还讲了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思路。我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前没有人从放开市场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问题。

　　经济观察报：破天荒提出市场价格的目标模式，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确有些匪夷所思。

　　张维迎：所以除了田源本人，还有几个发言者挑战我。我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我一直对自己的逻辑思维很自信，也喜欢用一些浅显的比喻。随着讨论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我说服，至少觉得我讲的有道理，我发言时点头的人越来越多，掌声也越来越多。我越讲越兴奋，后来也有人帮助我向大家解释我的观点，因为我普通话讲的不好，有些人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莫干山上形成了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你是“放派”的代表，也是少数派。

　　张维迎：我现在确实想不出还有谁是“放派”了。无论“调派”还是“放派”，在具体做法上都包含有“调放结合”的思路。两派之间的真正分歧是：第一，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不同，田源的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价格体制，我的目标模式是市场价格体制。第二，价格改革的主导方法不同，田源强调“以调为主”，根据计算出的“生产价格”调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而我强调“以放为主”，逐步放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制，也就是市场价格。第二个不同是由第一个不同决定的，因为如果你的目标模式仍然是计划价格体制，调整价格就必须是主要的手段，大部分产品是不可能放的，放了还能有计划价格体制吗？而如果你的目标模式是市场价格体制，以调为主就是不可行的，调是不可能调出市场价格的。

　　经济观察报：所谓的“放”，就是“双轨制”的思路吧。

　　张维迎：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之前，没有人从“放”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在我看来，“放”是双轨制的核心，无论我提出的改革思路还是后来的改革实践，都是这样的。不明白这一点，就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双轨制改革。不“放”，市场这一轨从何而来？双轨制从何谈起？如果价格是政府决定的，不论同一个产品有多少种价格，也不能叫“双轨制”。双轨制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方式，双轨制的具体办法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系”。有些人没有读我的文章，或者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把“放”与“双轨制”说成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还有些人望文生义，说我主张“休克疗法”，一步到位。但任何人只要读读我的文章，或者真正认真听了我在会上的发言，就会明白，我所讲的“放”是逐步的“放”，通过“双轨制”有计划的“放”。

　　会议之前，我的文章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版本。会议期间，我和北京来的徐景安、内蒙古来的郭凡生住在一个房间。郭凡生是内蒙古自治区政策研究室办公室负责人，他听了我的观点很兴奋，会后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我铅印了300份，并把主要内容以《论价格改革》为题发表在 《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上。徐景安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总体规划组处长，也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他这个人能够很快认识新东西，会议期间有天晚上他告诉我，第二天下午去杭州向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要我一起去参加。但是第二天清晨他又通知我不去了，理由是我说话太直接、太较真，担心万一首长听了不舒服，就把事情弄坏了。

　　经济观察报：莫干山会议结束后，你就回北京了吗？

　　张维迎：没有直接回去。因为会后要讨论和写作会议报告，有几位与会者留在杭州，我也在其中。最后形成七份报告，其中关于价格改革的是《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我在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讲自己的看法，参与讨论。报告是徐景安执笔起草的。他这个人综合能力很强，而且因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非常清楚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关注什么、如何向他们献策。报告没有提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究竟应该是什么，是故意回避目标模式的争论，担心把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意识形态的分歧上去。报告只是归纳了两种价格改革思路：第一种，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第二种，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两种改革思路是徐景安自己的概括，或者说是他自己理解的两种思路。两种思路中都有双轨制的味道，但又都不完全像双轨制。不久，张劲夫就在报告上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20天后，国务院负责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由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1985年初政府正式把“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双轨制随后大面积推开，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房改、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双轨制思路基本上变成了改革的主导思路，问题就是速度多快的问题了。

　　经济观察报：但是近年来，在谁第一个提出双轨制改革思路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争论。

　　张维迎：这个问题不复杂，也不重要。说不复杂，是因为有文献可查。我的文章完成日期是 “1984年4月21日”，比莫干山会议早四个半月，这在当年6月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标注的很清楚，所以我没有必要介入争论。我非常庆幸，茅于轼教授保留了这个文献，自我认识他，他就从来没有搬过家。说不重要，是因为尽管我的文章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但是实际上双轨制已经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和地方分权而自发产生了。即使没有我，也会有其他人提出来。我的贡献在于：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第二，把现实中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