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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为美”：寻找增长逻辑与道德律令的均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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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为美”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里提出的一个伟大哲学命题。
有评论说“这是世界经济学思想里最具启发性和颠覆性的立论”，因为它的立意颠覆了此前西方世界一直把“增长的逻辑”和“利润最大化”奉为圭臬的主流价值取向。
有意思的是，3000多年前的中国思想家墨子与30多年前的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灵犀相通。墨子曾警告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到了《资治通鉴》，这类警示恒言则更具操作性：“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警钟为“增长的极限”而鸣
遗憾的是，先哲们的警示和智慧、现代学者们的呼吁，都没有让现代人放慢对物质资源和利润无度开发与攫取的脚步。
据罗马俱乐部一份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显示，不到世界人口6%的美国就消耗掉了世界上19种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40%。比如，美国的煤消耗量占世界总消耗量的44%，天然气消耗占63%，铝消耗占42%，铜和石油消耗均占33%。
所以，《增长的极限》给出的结论和预言是：按照目前（1968年）消耗速度以及预估的消耗增长情形，现在列为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中的绝大部分在百年后将会变得极端昂贵。
《增长的极限》初版至今只过去了40年，40年的时间里，石油价格硬是上涨了近100倍。事实雄辩地印证了40年前罗马俱乐部的那帮学者们论断的前瞻和英明。
把目光拉回中国现实。有资料表明，2005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69%、7.05%和58.6%。以储量最丰的煤炭为例，按现在的年消费量（25亿吨左右)来计算，已探明的可采储量最多可供50年左右的开采。
有专家曾尖锐地指出，依照目前中国的能源开发利用效率、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模式，无论是已知的能源结构、环境现状，还是预期的能源来路和技术进步，都不足以消除人们对中国能源供给和环境承受的担忧。
所以，笔者的耳畔不禁响起了舒马赫的“现代警告”：“污染必须得到控制，资源的消耗必须被引向一个恒久且可持续的均衡点。除非能做到这一步，否则，或迟或早——有些人相信没剩多少时间——文明的陨落将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而将成为我们子孙亲历的现实。”
也许正是源自于环境与能源危机的严峻现实以及对未来预期的沉重压力，当跨国公司率先打出CSR大旗之后，中国的央企和民企们便纷纷自发跟进了。眼下CSR浪潮正从东向西汇成了合唱，而“节能减排”无疑是CSR的一个最宏大响亮的声部。
寻找增长的逻辑与道德律令的均衡点
今天我们为谁节能减排？为企业？还是为社会？还是既为企业又为社会？这个表面看似简单的问题在现实中却常常无解。
因为现实的选项因素要远为复杂多元。节能为企业，这容易理解，因为企业能从中获利。但减排为企业就未必了，谁都知道，减排的效应更多是外部性的，如果纯粹从逐利的角度看，企业可能会选择少减排或不减排，道理很简单，减排需要成本，少减排或不减排就会为公司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即使是节能，如果仅仅立足于企业自身、着眼于眼前利益，很多企业也未必选择节能，因为节能需要较大的投入，短期内往往难以收回投入成本。更主要的是，中国的能源价格便宜，便宜的能源价格扭曲了人们普遍的用能行为。
既然能源价格便宜，身为“经济人”的企业，其“理性选择”就可能是尽情地享用，选择“极限增长”，从而为企业创造最大化的即期利润，而不必或暂时不必劳心费财去投入技术改造或使用新技术，“为社会”节约能源。这一切单个地看似乎也合情合理，这也是目前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居“高”难下的根源之一。
在能源价格“人为低位”运行的背景下，有企业主动地选择投资节能技术，只有那些公共意识强、道德感强烈、忧国忧民的企业家，才会这么去做，因为他们是按“道德律令”行事的。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也难以走远。我们期望的是，企业既要追逐利润又要有利他考虑、既要讲企业利润又讲公共利益，这是一种均衡和节制。
那么，增长的逻辑与道德律令之间的均衡点在哪里？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地描述均衡点的具体坐标，但形成均衡点的制衡力量依然清晰可辨。
首先是来自能源和环境危机的硬性约束。增长的逻辑虽然合理，但增长已接近于极限，能源和环境危机已对增长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如果谁敢无视这些领域里已经发出的危机信号，那么人类的灾难、文明的陨落就会像舒马赫所预警的那样——如科幻小说中的情节那样不期而至。
这是人类的困境和命运，谁也无法置之度外。面临困境，最先发出呼喊的是那些像罗马俱乐部里以丹尼斯·米都斯教授为首的有地球意识、有道德自觉的学者们。
正是在学者们的呼吁声中，关于能源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公约、原则和倡议纷纷问世。1992年，《地球宪章》诞生了。2000年，联合国《全球契约》正式启动。2002年，欧盟及其成员国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至今已有170多个国家签订了该协定。
基于此，肩负公共责任与使命的各国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此规制、约束并指导企业的商业行为。这些刚性的规制为企业的增长和发展划出了商业行为的“红线”边界。
与此同时，舆论的压力与鼓励、道德的谴责与表彰，也给企业以激励与约束。而这些来自企业外部的软性约束对企业的影响有时可能比法规等硬性约束更为深刻，更为管用，尤其是对企业家个人。
一方面，企业要努力寻求增长，毫无疑问，罗马俱乐部提出的“零增长”的发展观短期内不会为企业家所接纳。另一方面，企业的增长或发展必须服从外部的硬性规定，还有企业家个人对企业声誉的重视以及对企业长远利益考量的内心需求的约束，如此，增长的逻辑与道德律令之间的均衡点就只能在这个主客观诸种因素所共生的场域内交集了。
那么，主导这个均衡场域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是以“节制为美”的发展理念。在这个均衡场域中，首先必须要有完善的健全的外部刚性规制，其次要有强大恒久的社会责任的舆论氛围，还有就是适度的增长速度。
“适度增长”显然不是快增长，也不是慢增长，更不是“零增长”或负增长，而是“节制增长”。所谓“节制增长”或“节制发展”就是均衡发展、有限发展、量力发展、可持续发展。
“小的是美好的”，当然，也是可持续的。
张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