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评论员

　　鉴于次贷危机越演越烈，美国政府被迫宣布接管“两房”(注：美国最大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对此，中国央行评价认为，“这些措施是积极的”，“应该能够起到稳定市场、提振信心的作用”。

　　我们基本同意央行的评价，理由在于：“两房”持有或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几乎占到全美住房抵押贷款总额的一半，因此，如果不能尽可能地打消市场对于“两房”倒闭的预期，以及已经显露的资金外逃大规模蔓延，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将因为系统崩塌而四面楚歌。

　　不过，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只是应急必需之举，美国政府的救市举措会否带出过犹不及的次生灾害尚待观察。业界颇为疑惧的担心主要有两点：其一，次贷危机反映出金融监管致命的悖反，即，金融机构越是热衷于过度扩张，越容易将其风险转由公众承担，而接管“两房”实际是对此悖反的妥协，甚至是纵容；其二，政府活动除了同样带有造成市场失灵的信息不完善等问题，还有缺乏激励等行政部门特有的弊病，因此，原本就只能算作准私有的“两房”被接管后的效率更值得怀疑。

　　消除上述疑虑殊非易事。全球经济和金融不断失衡的现实土壤更是构成了相关努力的反向激励，其机理在于，美国通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美元转化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结余，然后再利用美国房地产吸收这些流动性，而这种“用砖头回收美元”的逻辑，其本质是将他国美元货币财富转化为美国国民财富。

　　由于他国缺乏投资渠道和多元化策略，最后采取的方式只能是将大量资金投入到美国本土市场并不惜采用低息竞争策略。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发债机构的成本无法通过适度的利率来覆盖，独立机构资信审查的动力和能力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按照中国人的一般理解，道德风险往往与道德败坏等量观之，事实上，前者作为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中概念，并不是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问题，其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制度与理性经济人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就是，现代金融制度约束软化与市场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本性之间缺乏必要的约束力量。

　　仅以中国为例，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赢余国家，而作为合乎逻辑的结果，中国目前持有“两房”债券3760亿美元以及美国国债约5000亿美元。这种多半属于无奈之举的投资组合，其实为美元金融资产贬值以及美国金融机构衰退预先提供了道德风险发生的诱因。

　　公开资料显示，海外机构共同持有逾2万亿美元“两房”债券，由于次贷款危机，这些巨额债券已经暴露在巨大的风险敞口下。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固然不希望因“两房”倒闭而致美元失去国际通货的地位，但一定程度的美元贬值又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必然选择，因为此结果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削减政府债务且大幅收窄贸易逆差。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不能仅体现在对于不合理秩序的挑战，更应该体现在对于合理秩序的促进中。具体来说，作为有助于根本性解决次贷危机的重要外生变量，中国当下应致力的工作包括：提高内部需求的贡献率、推动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强化储备机构的约束力，以及说服国际社会共同致力于构建可持续、可共赢的货币格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