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董志龙/贵州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举世瞩目。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设立“经济特区”、确立“沿海开放城市”、成立一系列“改革试验区”等等，当代中国正在逐步深入地探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许多改革经验的取得，都与这些“先行先试”地区的积极探索分不开。

　　然而，与大多经济较发达、客观条件较成熟的改革先行地区不同，有一个“先行区”却来自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贵州省毕节地区。1988年6月，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倡导、策划成立的“毕节试验区”，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三大主题，逐步破解“喀斯特贫困恶性循环怪圈”，使生存与生态从“对抗”走向“共赢”，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做了最早的一次“试验”与实践。

　　（中标）“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

　　贵州省毕节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高谷深，切割度大，相对高差达2443米。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这里长期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富集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导致了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三大难题互为因果、恶性循环。

　　有关资料显示：截止1987年底，毕节地区全区总人口558.87万人，所辖8个县中，有5个县属于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全区生产总值只有23.4亿元，财政收入只有3.02亿元，贫困人口多达312.2万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84元，粮食产量为103.83万吨，人均占有粮食192公斤。

　　全区土地垦殖指数高达46.2%，森林覆盖率只有14.95%，全区26853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水土流失面积达1672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62.28%。全区计划生育率只有36.8%，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19.91‰，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48%，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4年。

　　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实施近10年，全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已是“硕果累累”。而地处中国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的贵州省毕节地区的农民，生活依然“贫困而艰辛”。

　　更加糟糕的是，这里还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当地农民一直把“上山开荒”和“多子多福”视作解决“生计问题”的唯一选择。

　　而喀斯特地区，这个被联合国相关组织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却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口粮的需求，而不得不接受人们的持续垦荒，使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愈发“雪上加霜”。直接导致了“生态恶化”和“人口激增”，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若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这一地区即使不会走向“人类生存的终点”，但严重的水土流失，也会给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这个时期毕节地区的发展，显然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是走“老路”，持续恶化，还是选择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而做出这种抉择，往往需要决策者高超的政治智慧、果敢的宏大气魄、长远的发展眼光和博大的人文情怀。

　　（中标）创立“毕节试验区”

　　“开发扶贫、生态建设”

　　1985年8月，当时刚刚调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来到毕节、六盘水等贵州西部贫困地区进行实地调研、考察。为解决困扰喀斯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民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问题，胡锦涛同志历时一年多，走遍贵州全省86个县市区。

　　历经长时间的多次探讨和比较，最后选择了在中国西南部喀斯特山区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并在探索人口、粮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方面有过长期探索的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战略构想。

　　在20年前的中国，在一个偏远的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无疑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上世纪中后期，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对全球性日益突出的贫困、生态、人口问题，深入研究。他们认为，传统模式已不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生存需求、又不造成对后代人生存需求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专家、学者们的认识成果，对“毕节试验区”产生了直接的积极作用，为毕节试验区“三大主题”的确立和实践，提供了人类最新的“认识成果”和“认识基础”。

　　而中共中央于1987年1月下发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5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有计划地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为“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提供了深远的政策基础。

　　1988年4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京邀请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进行“座谈”。介绍毕节的情况及建立毕节试验区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并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邀请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等支持推动毕节的改革试验与发展。

　　此后，由中央统战部牵头，各民主党派派出了以“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徐采栋为组长的专家组深入毕节地区，进行了长达13天的实地考察。随后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加速了“毕节试验区”的进程。1988年6月9日，经国务院批准，“毕节试验区”正式建立。

　　“科学发展观”的最初构想

　　1988年6月，在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成立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作了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讲话。

　　胡锦涛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毕节试验区建设，“一要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二要以改革总揽全局，加快改革步伐；三要注意智力开发和培养、引进人才；四要全方位扩大开放；五要发扬艰苦奋斗、扎实苦干精神”。

　　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在全国最贫困的地区搞试验，是在进行扶贫开发的试验，绝不能期望象沿海发达地区那样，经过不太长的时间就能使大家都富裕起来。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带领群众谱写毕节地区艰苦创业的历史。”

　　随后，根据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在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由各民主党派组建的北京专家组的指导帮助下，毕节地委、行署明确提出试验区的工作思路——“以加速开发扶贫、实现生态良性循环为目的，通过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组织建设，启动商品经济，促进全面发展；利用政策引导和采取特殊措施，以发展经济为重点，寓生态建设于开发扶贫之中，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搞好资源综合利用；在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把教育和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粮食、人口、生态协调发展”。

　　此后，正如分析人士所言：这一思路坚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力求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夯实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为突破口，全面推进经济、社会、文化进步；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把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作为重要动力，不断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坚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永续发展。

　　而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精神和“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思路，孕育、体现着“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最初构想，使“毕节试验区”具有了跨区域、跨时代的历史意义，产生了令世人瞩目的深远影响。

　　（中标）“科学发展观”与

　　 “和谐社会”的最初实践

　　影响深远的“三大主题”

　　对于“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认为，与当时中国已经启动的其他经济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目标展开的综合性社会发展试验，将生态建设与开发扶贫共同推进，使生存与生态从“对抗”走向“共赢”。

　　在开发扶贫方面，“毕节试验区”大规模开展交通建设、电力开发、水资源充分利用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抓好扶贫开发和科技兴农，着力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合理开发藏量丰富的煤、铁、硫、锌等优势资源，在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有效引导投入，拓展市场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生态建设方面，“毕节试验区”对不宜耕种的坡地，逐年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合理种植经果林和适生经济作物，通过拍卖、集资开发等激发经营者治山、养山，进而靠山脱贫致富的积极性，构建可再生资源的良性循环系统。大力创办多种所有制的林业经营实体，走国家、集体、个人共同进行生态建设的路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探索自然保护与社区扶贫和发展相结合的新路子；对污染环境严重的行业进行集中整顿，治理不达标的予以取缔。这些措施促使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促成资源开发与保护并重。

　　在人口控制方面，先于全国进行以“人地挂钩”为核心的改革试验，通过建立“一套制度(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为核心的土地制度)作保障”，把“两项国策(计划生育、国土保护)一起抓”落到实处。为计生家庭提供较好的发展条件，寻求有效控制农村人口增长的途径。

　　同时，努力提高人口素质，花大力气抓实抓好基础教育、扫除青少年文盲等工作，把农科教三结合、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纳入教育改革范围，创造条件让劳动者投身于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活动，使其在生产经营实践中不断增长知识、提高技能。

　　20年“硕果累累”

　　20年来，毕节试验区人民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建设，实现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空气更清新，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改善和提高。

　　到2007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308.5亿元，是1988年23.40亿元的13倍多，20年年均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高于全国、全省同期增幅；尤其是最近5年，年均增幅达12.46%。

　　粮食总产量从1988年的103.83万吨增加到258.04万吨，农民人均占有粮食从1988年的180公斤增加到350多公斤，基本解决了长期缺粮的突出矛盾。财政收入从3.02亿元上升到51.9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26元上升到2189元，全区贫困人口从312.2万减少到50万，贫困面貌得到了改变。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5%，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以上；土壤侵蚀量减少30%以上，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287平方公里，环境保护成效明显，资源开发与合理利用、充分保护并重的体系日趋形成。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上，靠“人口控制”，20年间少生100万人左右，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着力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了“人口包袱”向人力资源的转化。

　　现在，全区约有130多万人在外务工，每年就为家乡挣回近80亿元。整个试验区呈现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蒸蒸日上的美好前景。

　　“凝聚了各民主党派的智慧”

　　2008年3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在贵州“毕节试验区”考察扶贫工作时表示，“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实施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同时这个实践也凝聚了各民主党派智慧，丰富了多党合作内涵，开辟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新途径。

　　据悉，“试验区”建立后，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各民族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专家顾问组卓有成效的帮扶，为毕节试验区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顾问组先后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任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常近时任常务副组长，他们与杨纪珂、徐采栋、朱培康、胡敏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一道，带领众多专家，持之以恒地在毕节开展帮扶工作。

　　20年来，“试验区”进行了一系列课题试验，为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规范性，充分发挥各方各界专家、学者的智力优势，地区成立了专家咨询评审委员会，重点对地委、行署拟作的重大决策、重要年度报告、总结进行调研、咨询；对事关全区的规划、战略及重大建设项目报告进行论证和评审，对帮扶项目实施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为促使帮扶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自1994年起，中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等相继与毕节地区8县市建立了定点支边扶贫制度，对毕节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尤其是贵毕公路、洪家渡电站、隆黄铁路、“驰”牌烟进入国家100个品牌，能源基地建设、以及煤炭化工等一大批重点项目的立项、开工及前期工作等，都得到了各帮扶单位的强有力支持。

　　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亲临试验区考察，对毕节人民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把试验区建设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经济建设时期的成功范例”。

　　背景资料

　　毕节试验区概况

　　毕节试验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是川、滇、黔三省的交通要冲。辖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威宁、赫章一市七县。面积26853平方公里，人口700多万。

　　现已探明的矿产有32种，其中，煤、硫、磷、铅锌、铝矾土、大理石、重晶石最为丰富。煤的上表可开采储量为247.3亿吨，2000米以上储量为700多亿吨，且主要为优质无烟煤；铁矿探明储量为2.28亿吨；铅锌矿储量1100多万吨；磷矿块岩储量14 .1亿吨；硅石储量1115.2万吨。均居全省首位。

　　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使区内生长着2800多种动、植物。其中，尤以盛产优质烟草、干果和多种中药材而闻名。

　　秀美的山川，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再加上珍贵的历史遗迹和独特的民族风情，蕴藏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闻名遐迩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织金洞，气势磅礴，流金溢彩，被称为行星上的奇观；素有“天然花园”之称的国家级森林公园——百里杜鹃，面积达250平方公里，灿若织锦，百里飘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原明珠”——威宁草海，面积达45平方公里，碧波荡漾，鹤鸣鹭飞。还有集奇山、秀水、异石为一体的大方“九洞天”，被称为“乌江第一漂”的纳雍“总溪河”等自然风光，加上赫章“可乐遗址”，毕节市“大屯土司庄园”等四处国家级重点文物，美不胜收，使人流连忘返。

　　喀斯特地貌

　　喀斯特地貌是对可溶性岩石（碳酸盐岩、石膏、岩盐）进行以化学溶蚀作用为主而形成的地貌。

　　喀斯特是南斯拉夫西北部伊斯的利亚半岛的石灰岩高原的地名。19世纪末，南斯拉夫学者司威杰（J.cvijic）首先对该地区进行研究，并借用“喀斯特”一词作为石灰岩地区一系列作用过程的现象的总称，到1966年我国第二次喀斯特学术会建议将“喀斯特”一词改为“岩溶”。所以，喀斯特地貌亦称岩溶地貌。

　　岩溶地貌地面上往往崎岖不平，岩石嶙峋，奇蜂林立，地表常见有石芽、石林、峰林、溶沟、漏斗、落水洞、溶蚀洼地等形态；而地下则发育着地下河、溶洞。溶洞内有多资多彩的石笋、钟乳石、石柱，美不胜收。

　　我国岩溶地貌分布十分广泛，主要集中于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其中，贵州分布最广，贵州境内又以黔西北的毕节地区最为典型。岩溶地貌处处是美丽的自然景观，如毕节地区的织金洞、九洞天、洛布石林等，集山美、石美、水美、洞美为一体。

　　（配文）黔东南“生态文明试验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董志龙/贵州报道

　　“毕节试验区”的成功实践，给贵州省其他地市以深刻的启迪，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已然成为全省各地自觉选择。黔东南作为“原生态试验区”，其原生的民族文化、原始的自然生态、古朴的历史遗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原生态的“民族风情”

　　中共黔东南州委主要领导新近制作的名片中，赫然印有“物以稀为贵，民族原生态，贵在黔东南”的字样。很显然，名片上“民族原生态”的字样，已经成为黔东南自治州“金字招牌”，也集中体现了试验区的优势所在。

　　黔东南苗家的吊脚楼，侗寨的鼓楼，苗家的飞歌，侗族的多声部演唱，象一坛陈酿老酒，无论是用吸管吸，还是用牛角饮，都余味无穷；黔东南的东方斗牛、摔跤、瑶浴、茅人节、板凳舞都是民族原生态黔东南的载体和实质。

　　黔南第一洞天“飞云崖”，天下第一苗寨“雷山西江”、第一侗寨“黎平肇兴”，都是高悬天河的闪亮星星，让人目不暇接。明朝刘伯温曾诗曰：“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地理学家王阳明说：“天下之山，聚于云贵，云贵之秀，萃于斯崖。”

　　三个“试验”与三个“功能区”

　　中共黔东南州委副书记杨胜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黔东南的生态文明试验区建立先要有三个试验。

　　首先是“试胆”，是试验区起步的基础，确立黔东南作为生态文明试验区，就是壮了黔东南人的胆；其次是“试路子”，是试验区发展的前提，试验区建设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第三是“试用人才”，是试验区腾飞的关键，而人才要在实践中发现。

　　黔东南招商局副局长石青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为了建好黔东南生态文明试验区，黔东南对“四圈一区”经济发展布局优化为三个功能区，明确规定了功能定位。

　　一是城市功能区。凯里市按100万人口大城市进行第三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同时对凯里城市路网进行专项规划；分别在青溪羊坪一带、从江洛香贯洞一带规划建设50万人口的区域次中心城市。

　　二是旅游功能区。镇远历史文化及阳河山水风光旅游经济圈、雷公山自然风光及苗族原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圈、黎平侗族原生态文化及三板溪湖苗族原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圈，按各自特色确定发展方向和功能布局，重点做好施秉、镇远、黎平、雷山、三板溪湖五大景区规划，积极推进阳河、三板溪湖全线通游规划建设。

　　三是工业功能区。工业功能区按照凯里经济开发区、黔东循环经济工业区、黎从榕东中部产业转移承接区布局，同时配套建设一批工业聚集小区，把区域经济与县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追求“生态现代化”

　　据悉，黔东南州着力对现有的产业进行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逐步改变“大资源、小产业”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按照林树森省长提出来的发展生态现代化的要求，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一是按照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加大力度推进农业化基地建设。着力抓好工业用材林、草食畜牧业、茶叶茶油、中药材、竹产业、水果蔬菜为重点的特色食品、民族乡村旅游示范和民族旅游商品加工等十个产业基地建设。

　　二是围绕农业、林业和旅游业办工业。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启动实施林浆纸一体化、实木地板加工、油茶精炼油加工项目；发展茶叶加工和民族工艺品加工业，以青酒为龙头发展特色食品加工业，以苗药、侗药、瑶族药为重点，发展民族药业。

　　三是以打造原生态民族文化世界旅游目的地为方向，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力争“十一五”期末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1500万人次以上，旅游收入大幅度增长。

　　（配文）发展“生态经济”

　　构建贵州“生态文明”

　　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礼全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永续发展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任务和新要求，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更具有时代特征，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统筹考虑，是我们党对新形势下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认识上不断深化和创新的结果，开辟了文明建设的新领域、新途径。

　　贵州省情的

　　 “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是一种高级文明形态，是现代文明体系的基础，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发展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

　　生态经济是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高度统一和协调发展。

　　贵州独特的地质地貌和区位、良好的生态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湿润的立体气候等，加上千载难逢的开发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使贵州具有发展生态经济的天然优越条件。同时，发展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符合贵州省情的必然选择。

　　多年来，贵州一直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机结合，省委、省政府先后制定了相应的部署和政策措施，努力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毕节“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试验区，着力解决人口、生态与贫困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初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进入新世纪，抢抓西部大开发战略，强力推进以退耕还林为重点的生态建设。

　　贵州省第十次党代会在生态立省基础上，确立了环境立省战略，并在大力推进生态农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业、循环经济和生物制药发展以及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石漠化治理等方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特色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机结合。中共十七大召开以后，贵州省围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新的部署。

　　遏制“生态恶化”的有效途径

　　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树立“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的发展理念，坚持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途径。因地制宜，大胆探索，按照生态经济的理念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推进绿色城镇化和乡村生态化。

　　经过不懈的实践探索，在全省经济保持较快发展的同时，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

　　毕节试验区围绕“扶贫开发、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坚持“边和贫困作斗争，边扩大生态张力”，坚持“把经济搞上去，把人口过快增长降下来”，不断推进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贵阳市为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和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潮流，出台了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决定，率先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使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向纵深推进。

　　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晴隆县积极发展生态畜牧业，实现致富农民与治理石漠化、恢复生态双赢；贞丰县顶坛乡根据当地的地理和气候特点，引导农民积极种植花椒，引进花椒深加工企业，“顶坛花椒”成了全国知名品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生态恢复和重建取得明显成效；都匀市大力发展茶产业这一富民产业和生态产业，促进了经济、生态效益最大化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在发展生态旅游业方面，荔波县利用“申遗”成功之机，依托 “世界绿宝石”，确立了生态立县、旅游兴县的发展思路，生态旅游业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黔东南州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优势，全州原生态自然风光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势头强劲，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高。

　　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宏福公司被列为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点企业，成功开发了一系列新的清洁生产工艺，解决了水资源循环利用、废气回收利用，从源头上减少排放量，探索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的新路子；开阳县作为我国磷煤化工（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基地，通过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来打造循环经济产业链，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以“生态经济发展”

　　 促“生态文明建设”

　　为通过生态经济的发展、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贵州省应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把发展生态经济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战略。

　　在新的形势下，贵州应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畜牧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逐步形成与生态经济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和体制机制，探索一条从物质经济向生态经济、物质社会向生态社会、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道路。

　　二是进一步推进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生态经济发展条件。

　　贵州作为一个的山区省份和富水地区，必须坚持把以交通和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交通运输网络和水利设施，从而打破交通、水利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瓶颈制约。

　　三是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贵州工业化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指导工业发展，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进一步做大做强能源、原材料等工业，减少污染，降低能耗，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要大力发展原材料精深加工，延伸产业增值链和劳动就业链，促进产业集群式发展。

　　四是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和乡村生态化。

　　一方面，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把城镇建设发展的着力点转向优化建设布局、扩大环境容量、提升绿色水平、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上来；实施城市绿化、美化工程，建设城市绿地生态体系；加强城镇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优化，使城镇的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能协调发展。同时，推进农村生态化，按照新农村建设要求，推进农村住宅生态化和村镇环境生态化。

　　五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寓生态建设于资源开发之中，融资源开发于生态建设之中，增创生态环境新优势，提升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通过植被保护、流域治理、土地整治和水土保持等措施促进生态建设，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认真实施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工程，有效实施55个县石漠化综合治理试点工作，探索资源节约、环境美好、产业开发与生态建设良性互动的发展路子。

　　六是把制度建设作为生态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

　　应加快建立和完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监管体制、生态系统监测、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使用等相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大在政策制定、规划管理、法规执行和重大问题解决等方面的统筹协调力度。还应加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充分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协调解决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促进生态系统功能恢复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