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7日，以及随后几天，钱江晚报在头版对正大青春宝“工者有其股”事件进行了大篇幅的连续报道。一时“冯根生该不该持有300万股”、“冯根生难题”轰动省内外，国内外有上百家媒体争相报道，企业界、经济学界和政府有关方面也甚为关注。著名经济学家魏杰、王珏纷纷发表文章；复旦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冯根生难题”课题组，并就此撰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书。

　　“其实我冯根生做这个出头鸟，说穿了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国有企业的前途，为了职工的利益，也为像我一样成千上万为中国改革事业默默奉献着的企业经营者。改革说到底就是要有人来冲破大大小小的樊篱，就是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当时已经64岁了，我不怕什么，就站出来吆喝几下，成与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冯根生预想到了可能产生的压力。

　　争议如期而至，而且有的质疑来得很猛烈。当时有的老同志说：“冯根生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党员就要讲奉献，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谁计较过自己的利益！”

　　面对这样的指责，冯根生很坦然，“其实我当时就有国外的大财团三顾茅庐来请我，仅安家费就是一百万美元，但我没走。我不是不动心，是舍不得自己的企业，就像自己养大的孩子舍弃不得一样。说实在的，60多岁的人再去谈钱太晚了，再多的钱也花不了多少了。可改革没有止境，我得为他们为职工想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当厂长时为职工多发了3元钱就被贴满了‘大字报’，说我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要斗我。在中国改革太难了，枪打出头鸟，我这只鸟也愿意挨枪的。”

　　问题社会化了，关注度就大了。为此，杭州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进行研究，终于在半年多之后，也就是1998年6月初 “正大青春宝国有股权有偿转让方案”被批准通过。由此，争论了近10个月的有关持股的争论总算画上了句号。

　　“300万股贷款买不买，职工看着我”

　　股改方案市政府是批下来了，冯根生却傻眼了，职工们也开始犹豫了。

　　因为股权是有偿转让的。冯根生持300万股，也就需要300万元的人民币。他哪来那么多钱？合资前，他的月工资是480元，合资后虽增加到几千元，但与300万元的相距也实在太远了。职工们的心更悬了，你冯老总60多岁了，我们交了钱你退休了，企业亏了我们找谁去啊？

　　这时，一向其乐融融的冯家开起了严肃的家庭会议，主题是讨论到底买不买这300万股。最后决定还是买，因为冯根生不买，职工当然更没信心买了。于是冯根生家里凑足了30万元，再以股权作抵押向杭州城市合作银行贷了270万元，300万股终于尘埃落定。冯根生向职工交了底，“我借钱认股，人不会走，准备再干5年把大家的本钱都赚回来。”一诺千金，职工有其股，成了资本的主人，3000万股一个星期全都认购完成，却没有一个是企业贷款的。“当时我的压力是很大的，首先我自己每天要还的利息就是700多元，一千多职工都是多年的积蓄压在那里的，所以没有退路可走。”

　　正大青春宝股改之后，职工自己真正当起了主人。他们自觉加班加点，连水、电费都大幅下降，原来国有企业的那种懒散习气一扫而光，所有的热情干劲都迸发出来了。当年分红就达30%，之后不到三年时间所有本金就全部返还。企业利税10年增了5倍，总资产增长10倍以上，产值增长近10倍。显示了股份制改造的巨大威力，这就是改革的驱动力。

　　老职工有股，新职工没有，这要想新办法！

　　由冯根生持股而发起的“工者有其股”的声音，尽管已远去十一年了，可回响还在。当年上海、北京、青岛、大连的政府和企业纷纷组团前来取经探讨，成为国有企业股权改革的风向标。正大青春宝也成为全国第一个职工持股的国有企业，此后引发了全国性的企业职工持股改革，“工者有其股，经营者持大股”不再成为新鲜事。

　　如今坐在记者边上的冯根生说，此后各地某些企业出现了由转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像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的流失，但这并不是股份制改革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监管的问题，法制不健全的问题，是不公开不公正不透明造成的问题，这个不能怪罪改革。改革首先要改然后再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前面的路走了才知道有山有水有曲折，不能走都没走就因为怕有曲折不上路了。“就像我们这股权改制，现在看来还有问题，像老职工有股份，可新职工进来就没有了，这对他们的积极性就造成了挫伤。怎么办呢？我们正在想新办法，所以社会要进步，改革的轮子就永远不能停下来的。”

　　流动的水才活，改革的大河才会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