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袁雪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颁发第303块金牌的话，海博格当之无愧。

　　 作为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委员会主席，这位69岁的挪威老人在所有比赛开始前就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北京奥运会所获得的赞助金额远远超出以往任何一届，达到惊人的30亿美元左右。

　　 海博格在挪威商界就是位响当当的人物，他曾是当地唯一一家水泥企业的总裁兼CEO。

　　 虽然在他看来，两种身份都能让他实现自我价值，不过实现的理念和方式则有着不同：

　　 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工作则完全不同——“在国际奥委员会，我的提成是零”，海博格笑着说，在IOC工作的终极目标是帮助传播奥林匹克精神。

　　 海博格与中国很有缘分，2001年他正式就任市场开发委员会主席，同年，北京成为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此间，他在中国曾徒步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并公开打趣“下辈子希望娶个中国夫人”。

　　 实际上，联想结缘奥运会，正是海博格从中牵线搭桥。8月24日，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对话》栏目的录制现场，他透露说，当年正是他主动找上联想高层，“那时我们需要一家PC领域的全球合作伙伴，我认为相比寻找一家美国的企业，不如让一家中国企业参与更好。”

　　 他告诉记者，他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在伦敦奥运会时仍参与进来。

　　 《对话》录制当天，海博格欣然回答了本报记者及其他嘉宾的系列提问，披露出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IOC的商业灵活度

　　 《21世纪》：通常来讲在赞助体系当中，赞助级别越高，需要付出的费用越高，但是这次据我们了解，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TOP）的赞助门槛是6000万美元左右，而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的合作伙伴门槛几乎超过7500万美元。为什么？

　　 海博格：国际奥委会负责与TOP级别的赞助商达成协议，其中的赞助金额是逐年攀升的。由于大家对中国的兴趣如此之浓郁，所以很有可能向赞助商要求更高的赞助金额。我同很多企业交流过，他们认为这也是物有所值的，并且愿意继续和奥林匹克运动合作。

　　 至于你说的额度方面的差别，我认为只要公司本身愿意支付，觉得投资回报还令人满意，那么他们就不会计较这个价值还是不值。对此，我并觉得有何不妥。

　　 《21世纪》：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项目一大特色就是排他性，但是在北京奥运会赞助商体系中，在啤酒这同一个类别，却出现了3家赞助商，这是如何造成的？

　　 海博格：当时有7家企业参与竞争，其中有中国也有外国的企业。我觉得让燕京啤酒、青岛啤酒和百威啤酒这三家啤酒制造商联合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跟这三家企业谈这个想法时，他们也表示愿意共同赞助。

　　 这种做法显示出国际奥委会在商业赞助问题上有很强的灵活性，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你希望独占，不想跟其他企业分享这个权益，那么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愿意（和别人分享），我们也愿意表现出灵活度。

　　 道德信仰决定能否合作

　　 《21世纪》：你在第一次与一家有合作意向的企业见面时，会讨论些什么？

　　 海博格：我会问，你在生活中信奉什么，你愿意不愿意考虑道德层面（的信念），比如和平、友谊、谅解，并以此为基础和奥林匹克运动合作。

　　 我一般不会在第一次接触时询问他们准备支付多少钱。如果一个企业对人文主义、人文道德毫无情趣的话，如果这些对他们来讲是很生僻的词汇，那大家就不是同道中人。要寻找一个结合，令大家的理念能够一致的结合，如果大家的思维方式比较相近，沟通起来也要容易一些。

　　 《21世纪》：能否请你概括一下未来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的趋势？

　　 海博格：我们现在的市场开发计划跟10年、20年前很不一样，它一直在改革和创新。我们一直在探讨，应该如何制定此次的市场开发计划，在营销方面有什么新趋势，是否应该利用新媒体等等。我们应该让这个项目（国际奥委会市场开发）成为现代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也许甚至会将门槛提高到一亿美元。

　　 我们应该对营销原则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基础仍然是《奥林匹克宪章》。奥运会发展到今天，它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这对我的营销工作是个好事，很多时候都是赞助商主动找上门的。对我们来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原则才是最重要的，其中就包括《奥林匹克宪章》和价值观。

　　 刘翔的市场价值不受影响

　　 《21世纪》：你对于刘翔退出奥运比赛有何看法？

　　 海博格：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我觉得他的名字起得非常好，而且他的声誉也很高。运动员在职业生涯当中难免会受到伤病困扰，他在赛前已经知道自己受伤，但是还是上场了，这表现他还是致力于参加这场比赛的。

　　 我不认为他的退赛会影响到他本人的声誉，影响到他在赞助商当中的美誉。我觉得在中国甚至世界各地，他的名字永远是一个价值非常高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他还是具有相当资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