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凌云  哨卡

　　凌晨两点的时候，夏俊英被一阵马达声惊醒了，她急忙掀掉身上的薄被，拉开车门，从夏利车的后座下来，对面的车灯让她觉得有一些刺眼。她走过去用手电筒照了照来车，看到前风挡玻璃上放着的“监察”证件，于是便把拉在路两头用于设卡的草绳解开，来车司机却朝她摆了摆手，没有下车，调头原路返回了。夏俊英把草绳继续系上，跟哨卡站岗的其他村民聊了几句，她不知道县里下一拨负责查岗的人会在几点钟来。

　　按照上级要求，北京周边的各村镇从7月2日到9月20日期间，实行村村设卡，24小时村民站岗，对进村的陌生人和来往车辆进行盘查登记。哨卡设在村头，一律用浅蓝色塑料布搭建，材料由村委会负责从上级单位统一购买。各村村民轮流站岗，每次两人，一名党员，一名群众，每12小时轮岗一次，并要求有一名村干部负责监察，保证村民在站岗期间不离岗、不睡觉。夏俊英所在的楼梁村很小，只有18名党员，4名村干部，作为该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她至少每4天就需要站一次岗。

　　楼梁村群山环绕，位于北京至延庆省道公路其中一段岔路的尽头，尽管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几乎没有外人来过这个偏僻的小村子，但夏俊英除了轮岗之外，仍然坚持每天去村头查岗。在镇里学习的时候她就被告知，奥运期间很可能有恐怖分子来搞破坏，北京的警卫工作做的好，他们很难落脚，因此他们很有可能将目标转移到北京周边的村子里，在井里投毒，或者以村子为基地进行藏匿，伺机偷偷潜入北京。偶尔她也会想：什么样的人会找到这个村子里来呢？

　　离天亮的时间还早，为了驱散睡意，夏俊英和站岗的村民斗了会儿“地主”。相比大部分村子随意用几根木头撑起的三角形哨卡，楼梁村的哨卡显得很宽敞：几块木头搭成了结实的四方形结构，为防雨外面罩了两层塑料布，平整的木板铺在垫起的砖头上，上面堆着条旧棉被。哨卡平时很热闹，没有农活的村民也会聚到这里打打牌，夏俊英认为这样很好，哨卡的人多了会更安全。

　　哨卡棚顶梁上两盏灯内的劣质变压器发出嗡嗡的噪响，用于驱蚊的艾草搓成的粗绳也快要燃尽了，她想起了她的花地，因为下雨和站岗，她已经两天没有去过了，不知道几天前买的花苗长得怎么样。几乎20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她觉得眼皮越来越重，她站起身，打算继续到车上打个盹，天亮了以后就去花地看一看。

　　花地

　　夏俊英的花地挨着公路，她把车停到路边，换下高跟鞋，把车钥匙随手扔到驾驶座上。

　　工人告诉她，卖苗人过来打药以后就开始黑苗了，这两天每天都会死一些。她有些着急，这批花苗有一万多株，是她为了供国庆用花买的最后一批苗，电话里卖苗人承诺有时间就会马上过来。

　　夏俊英从去年开始种花，为了拉花苗、拉花肥方便，她狠狠心，花两万块钱买了辆车门都很难关上的二手夏利。她觉得奥运会北京的用花量一定会大量增加，所以今年她租了20亩地，比去年整整多了两倍。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今年花的销量并没有增加多少，价格反而略有下降。花农们的种花量普遍增加了，工人的日工资也由去年的25块钱增加到30块钱，奥运期间机动车的单双号限行措施，又使她很难按照要货需求及时找到货车，运费也由去年运到北京每车500元涨到了1000元，她更没有想到的是，今年当地政府取消了对花农每株花苗一毛三分钱的种花补贴。由于销量不足，她的花地没有全种上，闲了一半的地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

　　工人们喜欢她。和其他老板不一样，她从来不看着他们干活，也很少支使他们干这干那，他们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也很开心能够按照自己的养花经验按部就班的干活。工人们早上7点上班，11点半下班，中午休息两个半小时，下午6点下班。和工人们一样，只要有时间，夏俊英每天早上7点之前都会到花地，跟着他们一起干活。不太忙的时候，她常常会溜达到周围的花地，约几个花农一起聊天、打牌。

　　跟着工人们除了会儿草，她走出花地，又开始打电话。

　　两个小时以后，她带着一辆货车回来了，延庆的一个朋友帮她联系到买家，4200盆海棠，每盆一块钱，虽然价格不高，但是草盆花的销售期短，花长高了不好卖，况且买家自己有车，不用再找车和额外付运费，让她感到很高兴。按照买家的要求，30盆装一筐，装了十几筐以后，买家突然担心数量不足，随即从车上挑选了一筐，进行逐一清点。这让夏俊英略有不快，在她看来，做生意就和做人一样，讲究一个信字，没有信用的事情她是不会做的。

　　今年以来，夏俊英卖了8万多盆花，除去所有成本，利润大概在4万元钱左右，儿子的学费已经挣到大半，想到这儿，她长长的舒了口气。

　　下午收工的时候，答应尽快过来的卖苗人还没有来。

　　念想

　　今年是夏俊英当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的第八个年头，在那之前她是村里的能人，干过大货，开过面的，当过大厨，弄过饭馆，就是没想过要当“村官”。被大家选上的时候，她感到有点蒙。

　　那时候村里很穷，下过雨出门就是一脚泥，走出3公里多地才能看到柏油路，没有自来水，每天160多户村民都要到村里唯一的一口井里挑水喝。

　　上任后，她联合其他几个村支部书记，找县长反映情况，找各个上级部门申请拨款。2002年公路修到了村头，家家安上了自来水管。为了给村民创收，她考察市场，联系销路，率先示范种茶菊，现在村民家家都从事茶菊种植，由村委会负责收购。她给村子搞规划，发动村民修村路，上级拨的钱不够，就修窄一点，等第二年、第三年有钱了再一点点拓宽，她在村里建花坛，安路灯，装健身器材，禁止村民在屋外堆放杂物垃圾，她给各家补助500块钱，鼓励家家修厕所。2007年楼梁被北京市评为卫生示范村。她还打算奥运会后按照城里电影院的标准，给村里修一个数码电影放映厅。

　　村里的变化越来越大，夏俊英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这届任期结束后就不做村官了。

　　为村子的福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她现在特别希望有时间为家里多做点事，多挣点钱，她想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到延庆的旅游景点拉活，平时到处跑跑，找机会做些小生意，她还想明年把租的20亩花地退了，改租花棚，这样一年四季都能种花，就可以赶在“五一”用花高峰之前把花卖到北京去。

　　去年她本来打算在延庆给儿子买套房子留结婚用，可是在别人的介绍下，她儿子去了北京一所高尔夫培训学校学习，学制三年，每年的学费5万多元，她把准备买房的钱拿给儿子交了学费。

　　儿子告诉她，老师说他打球很有天赋，前段时间在朝阳区打比赛一杆进洞，得了一部手机和三千元话费。他准备在毕业后继续参加业余比赛积分，打两三年以后参加一年一度的职业球员考试。做职业球员就可以打比赛挣钱，如果打得不好，还可去做高尔夫球教练，一年的收入也很可观。她很为儿子感到骄傲。

　　她从来没有去过儿子的学校，听儿子说学校的条件很好，他的同学都穿着上千元的名牌衣服，开着好车，她听不懂儿子跟她讲的那些高尔夫规则，她只知道她必须拼命挣钱才能交得上儿子的学费。儿子很少回来，回来的时候就带着球具在院子里练球，把球打得田里到处都是，夏俊英会努力把球都捡回来，因为每个球都值2块钱。

　　尾声

　　晚饭后她照例去哨卡看了看，弯腰走出塑料棚的时候，系在棚顶的艾草差点烫到她的脖子。晚上9点半的时候，村妇女主任给她打电话借车，说夜里站岗困了想在车里打个盹。夏俊英拿起车钥匙，推开房门，看到满天的繁星点点，整个院子都笼罩在柔和的星光中，她知道明天一定是个给花间苗的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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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