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俐

　　厨房里荡漾着三簔辣椒酱、椰浆饭香和浓郁的咖啡味道。

　　身着热裤配搭短袖白衬衫的谭彩莲，在忙碌地烹调张罗后，依然显得清凉和休闲。

　　那是一个夏日里的星期天，我如约在中午时分抵达她在北京的家。“先吃顿午饭吧，然后再访问，好吗？”她一边说，一边把食物摆满了整张饭桌，都是她拿手的马来西亚家乡菜。

　　阳光充裕的客厅连着敞开式的饭厅，角落的花瓶里，插着她刚从昆明出差带回来的百合花，清香淡淡，沁人心脾；墙上挂着多幅她从中国各地搜罗到的字画、油画和刺绣；从北京旧货市场潘家园买来的中式装饰品点缀着茶几、橱柜、案头。

　　一个舒适典雅的三室一厅公寓居所，同时也是谭彩莲的工作地点。她每天定时 “上班”——不必出差的日子里，她每天早上八点多在厨房泡杯咖啡后，进入工作间，打开电脑，查看邮件和国内外新闻，联系安排采访，写稿。而“下班”则没有固定的时间。

　　身为马新社（Bernama）驻中国惟一的特派记者，谭彩莲在北京两年多的生活是工作空间与私人生活的结合；她的新闻触角必须延伸到全国各地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和人物上，随时处于备战状态。然而分身无术，对海量般的新闻报道总要有所取舍。

　　“主要关注在中国国内发生，又和马来西亚有关联或关心的事。”她解释道。即便是跨国报道，也立足于本土文化，寻找不同民情中的相通点，拉近距离。

　　就拿这次有关奥运的报道为例，排山倒海式的奥运新闻覆盖了方方面面——政治、经济、社会、环保、体育、人文等。如何在众多的报道中冲出重围，让家乡的读者看到具有独特性的报道？

　　谭彩莲策划的一个奥运系列报道，是挖掘一些和奥运有关系的马来西亚人来作专访。“我想通过他们来看马来西亚人在奥运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身为一个小小东南亚国家的国民，他们默默的贡献可能会在一片浪潮中被淹没，被忽略和遗忘。”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奥运故事。”她娓娓道来——一位专业摄影师镜头下中国十多年来的演变、一个学生和残奥会的结缘……

　　结缘奥运

　　谭彩莲自己又何尝不是奥运故事的主角之一。

　　她从事新闻业二十余年，从体育记者转为新闻记者，再转向国际报道，先后被派驻到新加坡和中国。今年的北京奥运，将是她第三次参与奥运赛事报道，之前的两次是在韩国首尔（1988）和西班牙巴塞罗那 （1992）。她也曾参与1990年北京亚运会报道。

　　她说自己小时候是个好动儿，高中时曾热衷于英式篮球（netball），也喜欢观看各种体育赛事。毕业后加入马新社当实习记者时，很自然地选择了体育组。据她介绍，当时的体育记者大多数是男性，抽烟喝酒似乎是体育新闻从业人员的共性，所以烟酒不沾的她更成了异数。

　　“我不是排斥烟酒，也不是没有尝试，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咽不下。”虽为异类，却不影响她和同行们打成一片，建立关键的联络网，这大概和她阳光爽朗、平易近人的性格有关。

　　作为记者，她第一次踏进奥运场地是在二十年前的首尔。当时她还以为那将是她人生中惟一一次那么贴近奥运。“奥运终于来到亚洲了，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

　　自从日本于1964举办奥运后，亚洲国家就一直和此赛事无缘，直到韩国的兴起。当年已经是“冷战”的尾声，而之前的几届奥运，都发生了多起因政治原因导致的抵制活动，于是韩国就不遗余力地要筹办一场 “完整”的、吸引最多国家出席的奥运。

　　谭彩莲回忆道，韩国不惜花大手笔，要把赛事主办得尽善尽美，开幕彩排耗费时日，场馆建设力求宏伟先进，目标是以一个成功的奥运来向世界证明，它已晋升为新兴的工业发达国家，可与其他奥运会举办国相比肩。

　　韩国民众似乎也很在意奥运的成败和形象。她记得有一回在首尔的奥运赛事期间乘坐出租车，司机不通英文，也搞不清楚她要去的体育馆在哪里，于是兜兜转转，满街寻找可以帮忙翻译的行人，最终抵达目的地时，司机一分钱也没跟她要，反而不断地道歉。

　　“亚洲国家似乎都有这种需要证明自己的情绪。反观后来西班牙的奥运，就不见得有多华丽或庞大的场馆。”谭彩莲做了这样的总结。

　　二十年后的今天，奥运重归亚洲。更让她惊喜的是，马新社于2006年决定在北京开设代表处，由她出任第一届特派记者兼主任，任期三年。这个差事使她在阔别体育新闻多年后，再次有机会参与现场奥运报道。

　　和以往不同的是，谭彩莲这回需要做的，不仅是短短数周的体育赛事，而是用数年的时间，来观察中国在奥运前后的演变。两年多下来，她感慨地说：“中国这么大，这么矛盾多变，我仅仅看到了表面而已。”

　　中国渊源

　　对谭彩莲来说，中国是她父亲曾经的故乡。上个世纪中期左右，她父亲离开广东家乡后再也没有踏上故土。母亲则是马来西亚第三代华裔。已经过世多年的父亲，以前很少提及家乡的事，至今，谭彩莲对于祖籍家乡的确实地理位置还是很迷茫。

　　“我的一些表兄弟姐妹们大多接受过中文教育。而我父亲的孩子们则都受英文教育。后来亲戚们听说我被派驻到北京时，都笑话我说，不懂中文怎么办？”

　　起初，语言障碍的确带来一些生活和工作沟通上的困扰，但是也增添了生活乐趣和挑战。刚开始来华找房子、四处奔波办理设立代表处的手续等事项时，她都让下榻的酒店职员帮忙，把她想说的话，一句句分别用拼音、中文和英文，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那些纸条成了她随身必带的流动字典。

　　通常，上馆子吃饭，她一定找有显示大图片或是有中英对照菜单的餐厅。随着奥运的临近，这种餐厅越来越多——虽说有的菜单翻译让她摸不着脑袋，例如，“童子鸡”这道菜，在某店菜单上出现的英语意译，变成了“没有性行为的鸟类”。

　　有一回，她用身体语言和餐厅服务员沟通，成功地讨来了勺子后，她举起勺子，用当时仅会的几句中文问道：“这个叫什么？”服务员以为考她的英文，愣了一下后，腼腆地回答道：“se—poon……”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谭彩莲觉得，既然生活在北京，就应该积极学习本地语言。两年下来，她已经说得出一口通顺的中文，出席使用中文的记者发布会时也听得懂了，虽说还是没法读写。

　　对于中国政府积极推广老百姓学“奥运英语”，她的感觉是，短期的培训不太可能快速提高大众的英文水平。她认为，其实语言障碍问题哪里都有，许多曾经主办奥运的国家，英语也不是主流语言。“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奥运，更重要的是大家拥有体育精神，互相不计国籍地为出色的运动员打气和喝彩。”她说。

　　随着奥运一天天逼近，谭彩莲的工作日渐繁重。一方面她要协调马来西亚总部增派过来的人手，一方面也要适应奥运期间新的采访规则，例如申请各种不同的证件等，同时也得盯紧日常的突发新闻。

　　只要事先策划并分配好时间，她觉得奥运期间的工作量并不会大幅度增加，因为她主要的关注点和新闻切入点，会放在马来西亚的运动团队上，他们只有三十来人。但她觉得有一点比较遗憾的是，要直接和中国运动员取得联系和进行采访，是比较困难的。

　　这期间她也忙中抽闲，为家乡的亲戚朋友们挑选和采购奥运纪念品。到目前为止，她最为满意的纪念品是一个球状的小灯——透明球的中心，是一座迷你“鸟巢”，奥运五环颜色的灯光从“鸟巢”下方透射出来，会投影在天花板上。

　　她把这个小小的球灯放在卧室里，晚上躺在床上歇息时，看着那淡淡的五环色彩在天花板上跳动，让她有一种小孩子般的兴奋：第三次的奥运体验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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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