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

　　36岁的李俊是北京一家私立学校的英语老师。他说话声音浑厚，自诩为标准的男低音。

　　这个男人不喜欢墨守成规的人，他的座右铭是最合理的未必就是最正确的。

　　就在很多国内外的人士涌入北京时，他却准备“逃离”。在他的计划中，他将和朋友一行27人离开北京，前去千里之外的泰国度假，过过别样奥运。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出行计划：“现在北京单双号限行，出行有所不便。学校又正好在放暑假，我们就决定趁机出去旅游玩玩。”在网络上，他这类人的行为被戏称为“避运”。

　　李俊此时离开北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京现在强调外地人要办暂住证，李俊就是生活在北京的众多外地人之一。他在这个城市已生活了5年，月工资也在万元以上，但是他还是有一种“飘”的感觉。他认为在北京的归属感并非来源于金钱或地位，而是来源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土生土长的优越感。

　　为此，他曾一度感到沮丧，会心血来潮的学习北京话，还试图花大价钱托人把自己的户口转为北京户口。但是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他依旧是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系统中一名外来流动人口。就在前几天，他还被查了两次暂住证。更早的时候是2004年，一次下班回家，曾在路上被执勤的民警查暂住证，因为没有而被罚了钱，之后只得去补办。

　　李俊喜欢谈论往事，回首自己36年的经历，颇有许多感慨。

　　在当时,从广东名校中山大学毕业，在很多人看来前途无限光明。他的父母亲都在浙江国税系统上班，如果他选择回到家乡浙江绍兴的话，有可能顺理成章的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这个职业是让很多人羡慕的。

　　但李俊从小看多了父母亲在仕途上的奉承与应酬，对于这种生活他不再有任何憧憬，甚至开始躲避，之所以选取英语专业，也同样源于躲避子承父业而作出的选择。

　　李俊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广东发展，因为英语特长，他很顺利的在一家德国企业找到了工作。他以为，做语言翻译，工作性质单纯，不会有太多的官场潜规则。

　　事情却非李俊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他们的奖金是根据完成的翻译工作量来定的，所以在公司内翻译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记得在进入公司后的第二个月，李俊曾接到一个很大的来自江苏的合同，按照当时的标准算下来，这份工作由他独立完成后，至少在半年之内可以不必考虑工作，尽情的放松自己。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再一次与这个25岁的年轻人开了一次玩笑。

　　公司在这段时间内又进了几个新员工，其中一个女孩来自东北，年龄与李俊相仿，同样是英语专业。李俊认为，正是这个女孩的加入，把他拿下的合同抢了过去。但其业务水平并不高，时常有无法翻译的任务找李帮着完成。

　　李俊说：“我不知她是怎么从我这里把已经定了给我的工作抢过去的，这没有任何理由，论专业，她是英语专业4级，与我整整差了两个等级。论学历，她所在的东北地方大学远不及中山大学。论经验，她才刚刚走入社会，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后来李通过旁人知道，这个女孩有亲戚在这家德国公司的总部做中层管理，知道这个内幕后李俊不再觉得不公平，亦不再抱怨，取而代之的是失望和沮丧。三个月后，他离开了这家公司，从此不再抱着理想过生活。

　　离开公司后，李不再签订任何的长期合同，都以短期或兼职的性质进行择业。他认为，依靠自己的优势足有能力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下去，不再需要长期的、稳定的、效忠型的工作，因为他对效忠式的工作方式失去了信心，也失去了兴趣。

　　李俊谈起自己的往事总是滔滔不绝，有人比喻他为不知好歹的老愤青，有人说他是有血有肉的血性男人。这样的评价在亲戚朋友间传来传去，众说纷纭。

　　对于这次所谓的“避运”选择，他同样不以为然。再三强调这是自己的选择，不掺杂任何外因的选择。

　　李俊拒绝承认外出旅游就是不关心奥运。在他看来，关注奥运未必就是要大清早排长队，花十几个小时去买一张奥运门票，或QQ、MSN、blog上挂满国旗、写满祝福之语。他说，“我们并不是异端，我们只是想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下自己想要的生活，奥运我们同样关注，只是在千里之外。”

　　这次的出游计划他整整运筹了有三个多月。4月份的时候，他和几个比较好的朋友在网络上聊天。谈到奥运期间彼此都准备做些什么，有人说去看比赛，比如看一场美国梦之队的比赛，甚至想到搞一些与奥运沾边的产品做一笔买卖。但最终不了了之。

　　之后一个朋友的意见触动了他，这个朋友说，今年欧洲杯的时候，主办国瑞士、奥地利的出境游尤其火爆，不少人就趁这个机会离开本国去度假，换个地方看电视，还可以感受异国情调。他决定在奥运期间离开北京。

　　他反感一些人说他们是异类，“不要给我们乱扣帽子”。

　　最初要加入此项计划的不到10人，都是朋友。按照之前的计划，他们第一站是泰国的曼谷，紧接着会去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最后去德国结束旅程。但细算下来，每个人的预算比原计划超出了一倍。团队需要更多的加入者，以便降低成本。

　　他们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试图召集更多的志同道合者。没想到立刻有数十人响应。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

　　他还是怕别人误解他的行为是不爱国。他说自己在北京生活充裕，但却感到压抑，每天上班教课，之后就是各种有用没用的应酬，现在有机会出去放松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他为自己辩解，“开奥运会当然是好事，大家都高兴。但是我们买不到门票，找个地方看看体育明星也没门，只能守着电视看比赛，哪里的电视不一样看呢？”

　　“我希望中国队能多拿奖牌。”他最后补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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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