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褚

　　“其实说起来，我这个工作机会也是来自奥运。”冯亦斐说。

　　2005年，考虑到随着奥运临近，中国和北京将吸引越来越多的目光和关注，瑞典电视台第一次在中国设立了海外记者站，而冯亦斐则成为北京分部的中方雇员。

　　已经做了5年记者的冯亦斐毕业于外交学院，此前曾在一家杂志担任国际新闻记者，当时的工作因为要进行国外采访，所以经常在晚上来到办公室，打国际长途电话。她说，以前做国际新闻虽然也与外国人打交道，但真正了解外国媒体还是从进入瑞典电视台开始的。进入之后才知道他们的媒体如何操作，才知道人家对什么更感兴趣。

　　冯亦斐平时的工作相对比较规律，但忙起来也是不分昼夜。她和她的同事们对中国的报道主要在瑞典电视台的两个新闻节目中播出，一个是在形式上类似晚间新闻联播，她们为之制作2到4分钟的新闻，另一个类似“焦点访谈”，他们要拍摄长度4至8分钟左右的专题片。

　　冯亦斐说，瑞典人比较注重生活品质，工作是工作，但是休假也是雷打不动，尤其是在夏天休假，对于拥有漫长冬季的瑞典人来说，是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往年她的同事通常都是在7、8月份休假，但是今年因为奥运，假期进行了调整，从6月7日就开始休假，7月21日上班。其余的假期补充到今年的圣诞假期之中。

　　奥运对冯亦斐来说，首先意味着加班。瑞典电视台在中国本来只有三人，除她之外就是来自瑞典的一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而在奥运来临之前，瑞典总部将派出75名体育记者组成的庞大采访团队到达北京，奥运期间他们进行场内赛事报道，而冯亦斐和她的两名同事主要进行场外报道和衔接。

　　工作中的一个不方便是邮寄物品，因为瑞典电视台的节目在国内无法收看到，在节目制作完成后，节目视频会刻成光盘寄给采访对象，但在最近一次邮寄中，邮局告诉她们，要寄出光盘等音像制品，必须去附近派出所或居委会出具证明。

　　让冯亦斐感到奥运临近的另一大变化是房租，冯亦斐并无买房打算，之前她一直以每半年一万二的价钱租住在西城区一套老式公寓里面，从今年年初开始，房东找到她，要求房价每半年增加两千，也就是说，全年她要多支付四千元的房租。冯亦斐说，即使如此，她仍然没有动过短期内买房的念头，因为大家都预期奥运结束之后房价将会下跌，再说两千多的月租对她来说也负担得起。

　　2008年是一个“新闻大年”，但在西藏发生骚乱事件之后，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常常被当成CNN，或者是像他们理解的CNN一样戴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记者。人们会打听他们是谁，为什么要拍摄这些镜头，弄清楚后释然地说，“噢，瑞典，中立国家”。

　　最极端的例子是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他们在都江堰采访，和他们同车的一位摄影记者下车后很快被几名男子围住，质问他为什么在同胞遭受这么大灾难之后，却来帮西方媒体抹黑中国，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他们没有针对我，可能因为我是女性”，冯亦斐说。实际上那名摄影记者就职于一家国内媒体。

　　人们说到西方媒体，似乎难以改变对其印象，认为他们只想片面地展示一个落后贫穷的中国。但事实上每个西方媒体和西方记者并不一样，以瑞典电视台为例，冯亦斐的同事、那位瑞典记者之所以在总部选拔中优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曾经在四川大学学过一年中文，他对中国怀有很美好的感情。而CNN的一名驻中国记者，据说年轻的时候曾经是菲律宾共产党员。

　　冯亦斐的同事曾经说过中国人没有排队的习惯，喜欢争抢，亦斐向他解释说，首先这并非中国人和外国人有什么天性不同，只是中国很多人曾经经历过一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在那个时候，“走后门”和“关系户”能够在物资的分配上得到好处，这让大家都不信任规则，随着商业社会的建立，实际上中国人已经越来越讲究秩序了。这位同事很认同这个解释。一位一起办公的外国电视台老记者以前每年都去泰国的海滩度假，冯亦斐从三亚采访回来告诉他，三亚的海滩也很适合度假，这位老记者口头上表示相信，不过过了几天又去问冯亦斐的外国同事，他们告诉他，三亚很好，可能比泰国更好，他这才选择三亚的海滩，今年他在度假的时候又一次选择了三亚。

　　冯亦斐说，她和很多北京人一样，也在期待奥运的到来，至少奥运可以让中国人和西方媒体有更多的接触，让双方都彼此有更全面的认识，不过同时，她也期待奥运早点结束，因为那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奥运之后，和她搭档了三年的两位同事将回到瑞典，去年在斯德哥尔摩，冯亦斐已经结识了她未来的新同事，那是一个早年在印尼生活还有一个印尼妻子的瑞典人，对冯亦斐来说，她在这里的工作还将继续。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