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波·文

　　我在天安门广场反复怂恿这中年人。我想看看他的高峰体验到底什么样。

　　我也摆出八字脚，他终于忍不住笑了，这也是我们友谊真正的开端，他从背包摸出黑领结，叮嘱我给他戴正，又不信任地用女人随身的小镜子照一照——小镜子像飞机的舷窗映出红墙一角和主席的面庞，那片胡子从一个戒指盒里掏出来——“你看它是什么……公仔身上剪下的……”——胡子是决定性的，千差万别的面孔都能躲在胡子之后，自称卓别林……

　　他挤到自己的小镜子里，面黄肌瘦，硬要登场，是瘦小枯干的广东人要演洋戏，洋脸谱就是一撮胡子。我看到他的眼睛——如果不戴胡子就格外憔悴，甚至有点哀伤。

　　但他埋头吃潮州鱼丸时，一边瞅人，圆圆的眼珠像玩具小丑的眼珠突出来，他突出他的智慧，又用筷子指着自己发亮的额头，前额头发稀疏，后面的头发很长很飘逸，脱下那帽子，倒十分像爱伦·坡，然后又起风了，他马上戴上帽子，又用拐杖将帽子扣住。

　　“刚才你说那位是谁？那个爱伦……那样是不是太忧愁了，不是我，我只为以奥运的名义，挑战自我。人不能没有想象力，想象力，想到了就要去做。”

　　“但你看来不开心。”

　　“北京让我沮丧。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而笑，为什么而不笑。”北京是中心，是神秘的目的地本身，反而不再有期待。那时他刚到北京，还不适应。

　　我遇见他是在天安门的前一天傍晚，在中关村南大街，人民大学东门，城市之光逐渐沉静，戴帽子穿各色长袍的学生仍在各种石碑前留影，有一个奇怪的礼帽剪影低头从学生中间穿过，向南走——卓别林的形象其实很脆弱，如果没有身体姿态的配合，没有那股劲头，看起来就只不过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浪汉。

　　我第一次这么见到他，他并不让我觉得脚力惊人，相反他显得疲惫，心无旁骛，急于找旅馆，很像在南浔的雨夜里与我一起躲雨的清兵打扮的群众演员，那人装扮死鬼太陶醉，醒来只好自己去寻找剧组。

　　我以前做民警的时候，每天要留意街上衣裳奇怪的人，他们越自由、越随心所欲，看起来就越渺小，越无足轻重，最后我只是职业病一般地、像苍蝇一样阴暗地、人种学一般地，只关注他们的生命力的迹象。

　　他不是乞丐，他叫李凯为，潮州人，深圳某酒店用品公司财务经理，他的老板支持他来，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支持他，他今年45岁，从今年春节开始，下班之后就扮演卓别林，走入深圳的人海，为徒步来北京迎奥运做准备。他挑战自我、试图消除无法通过日常生活来克服的心理障碍——

　　他本以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但在北京受到的冷遇又多少使他重新矜持起来，甚至在天安门广场，需要我扮演卓别林来激发他这个“卓别林”，令人觉得人的本性难移，甚至倒退。

　　后来（天安门的第二天）我与他一起从北京内城徒步至长城——在他看来，这最后一段旅程是一种安慰，使他又有了一个替代的目标，他原本将徒步旅行的目标定在鸟巢，现在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但他又自我解嘲地说：“奥运其实也不再重要了，我其实没什么渴望。我早就把奥运的理想放在第二位了。”

　　长城既实在又虚无。可以是任何人的目标，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奥运“自愿者”（我后来接触这类民间迎奥运的普通人，他们都喜欢这么称呼自己，这字眼更有一厢情愿的自嘲）尴尬的句号。

　　他们目标不一样，出发的时间也不一样，有的是春天，有的是去年夏天。

　　他们迂回、环游中国的路线都不太相同，这完全是同一类时间错误——刻舟求剑、时过境迁——奥运会各个阶段的准备工作要求不同的气氛和秩序，而他们个个缓慢，理想固定，像上了发条的人。

　　漫长的旅行又消磨了本来就有些牵强的噱头——环保万里行、戒烟（显然不如戒毒那么紧迫）、农村全民健身……但这种无意义又通过苦行本身得到了救赎，使他们能理直气壮地抱怨没有在北京得到应有的接待。

　　但我见过的最倔强的陕西青年小春，他的倔强和原教旨精神，使他战胜了在奥组委受到的挫折，他的目标其实是完成他的骑车环国旅行，并将他的女伴安全带回陕西，那农村女孩无缘真正的志愿者，她没有文凭，仅仅是县农运会的业余长跑运动员，她还想滞留北京等机会，但小春急着回西安，澄清日渐浓厚的“私奔”的流言，回到那个封闭的地方，还女孩子清白。到后来这个目的日渐盖过了奥运的动机。他们只是两个青年在路上，喜欢看一切。而老李这样的人什么都不看。他惟一在路上搜集的东西是两窝大蚂蚁，分别装在两个玻璃杯里，他最寂寞的时候，就看两个家族厮咬、残杀，这个过程冲淡了路途中一切歇斯底里的苦熬。让残酷的历史自己上演。那几乎是让时光自相残杀。

　　在和“卓别林”李凯为去长城的路上，我们先有夏日旅行的乐趣，我走得比他快一些，而他保持着速度，路上有不知名的古桥和蟠桃，但很快就陷入数国道上的道钉的苦闷，错误的软鞋子……于是他开始教我一些走路的知识，其中有大部分是如何完全靠自己排遣孤独、脚的疼痛和枯燥。

　　“头脑空虚的人无法走下来。他只想着时间，不停地问自己问别人，不停地看表，到了没有，到了没有。”

　　“那你内心是什么？”

　　“我将人生的经验和我读过的书，浓缩成75篇散文，循环背诵，最初我一天走路只能背一轮，后来愈加熟练，一天可以背三轮。唐僧取经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他在不停念经。否则他就会把西天想得更遥远。”

　　“你听这是什么。”——于是我听他的耳机，我什么都没听到，我以为他是个异人，能听到某些频率，但他把耳机从口袋里拽出来，末端什么都没有——

　　“这样人们以为我是在打电话。不至认为我是个疯子。”——他仍然在乎他人的印象，甚至苦恼。我放下耳机，有点莫名的失望。我觉得他并不彻底。

　　以奥运的名义，他有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集体行军，但这其中有我熟悉的外省人的热情——多少有点自作多情，让我想起以前作为地方报纸的记者曾为北约轰炸我国使馆的新闻同行而彻夜难眠，参加游行，其实完全不在主流世界，我们越得以在偏僻的情境中自由舞蹈，就越证明无足轻重，不像在首都。

　　在走出城市之前——确切地说是走出了上地，进入西二旗行人极少的郊区道路之前，这里两边已是桃园，与老的京张铁路和新的回龙观轻轨平行——我还是想看看他独自走路的样子，我刻意地掉到后面，而他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开始左顾右盼。后来他告诉我，这是在孤独诵读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表演的举动，是为了使他人快乐——有时是恶作剧式的，他突然横向张开身子，伸出拐杖，阻挡骑车的女子。

　　人们冷漠地躲闪，不和他计较，但这一天毕竟不同于前一天，头一天，他终于在我的怂恿之下，在天安门前重新打开了自己，表演从脚开始，像天坛公园里的老树，从根部开始拧紧之后，释放开……有路人开始驻足观看，有青年女子要求他变鸽子。

　　从此我就很注意他的步伐、姿态，注意那形象是否减退，卓别林的形象因为西装在我国的普及而更不起眼，许多城里人日常的打扮就超过了老李微弱的狂想，在这个群魔的年代——去长城的路上下起了大雨，那是他看起来最不像卓别林的时刻——他将自己裹在一块防雨布里，像一块石头，帽子只露出来一点——秘鲁牧羊人的做法——但是他并没有在暴雨里继续行军，而是那样包裹着自己，躲到轻轨之下，他的手在防雨布里，似乎在清点着什么。

　　等雨停了，我们看见彩虹，他扯掉防雨布，不小心抖落了西服内衬里数张折过的报纸，像秋雨之后的梧桐叶子——全是他那张照片：翘着屁股，伸出拐杖，像被摩登时代的生产线拉扯的卓别林。他慌乱地用他的大头皮鞋接住了一张。但仍然彻底弄脏了。他的复制过的形象落在泥水里，水像火一样侵蚀了他每一张面目——他立刻走向一个有很大的屋檐的干燥的报亭，他一边抱怨报纸没有写他支持奥运的目的 （之后他的确又问过那个记者，答复是纯粹版面不够，不是最新的新闻纪律），只说他“很滑稽”，一边听起来非常害怕报纸卖完了，他有点趔趄地走过去，那一刻他再次被某种东西弄得很脆弱。

　　无论如何，那是他天安门表演的纪念，第二天的《新京报》刊登了他的图片，否则他的行动就毫无意义，他一路留意有没有人在看报纸，他也永远无法忘记与一位女郎并肩等绿灯时，目光相遇过，她一面端详报上那张照片，一面无视他的存在——但每个人都只为那么一点价值而生，都希望将难以启齿的绝活……献给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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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