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毅

　　 ８月３日晚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因中风在莫斯科逝世，享年８９岁。巨匠已逝，举世皆悼。

　　 说到索尔仁尼琴，大家都赞美他曾经持笔为矛，勇敢地对抗专制与暴政，写作了《古拉格群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病房》等一系列杰作，披露了前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并于１９６７年５月苏联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夕，勇敢地给大会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因此种种，他被公认为“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进而影响了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但我最钦佩索尔仁尼琴的地方尚不在此。他１９７４年被苏联驱逐，前期，尚处于冷战时代的西方给了他极高礼遇，觉得他很有利用价值。但是，他很快又开始猛烈地抨击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各种资助与邀请就都不见了。他在西方中后期的生活并不好过，经济上相当拮据。一个人一生中的第一次勇敢可能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像索尔仁尼琴这样，先因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词而坐牢、流放，又在赫鲁晓夫时代红极一时，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被迫害，进而在西方先被热捧再被冷落，一生愈挫愈勇，完全不计个人得失地坚持独立思考，就真是非人类了！

　　 我无意在此深入探讨索尔仁尼琴的思考是否都正确，那属于另外一个题目。我钦佩的是其作为知识分子的格调。事实上，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回俄罗斯以后，也并不受欢迎，其第一本新书居然只印了５０００本。也不奇怪，一个左派右派都得罪的人，放在哪里都讨人嫌。

　　 有人曾问，中国能不能出一个索尔仁尼琴？对此我是不乐观。俄罗斯作家天生带有悲观情绪，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肖洛霍夫到索尔仁尼琴，在那片苍茫雪原上和静静白桦林中，不经意流露出的哀伤，表明了那是一个有悲剧感的民族。而中国是个喜剧感太强的民族，大多数的小说、戏剧、故事都有一个大团圆结局，哪怕是伟大的悲剧《窦娥冤》，最后也要来一个沉冤得雪，父报女仇的结尾。“纵做鬼，也幸福”虽然是一个作家的无良，但其间也有着民族的文化脉络。

　　 一个喜剧感太强的民族，知识分子往往太过冷静而现实。当皇帝强时，大家就一起山呼万岁；当革新派得势时，人人就都“咸于维新”。虽然这样并非全无好处，可以产生更多艳俗的满足感，也许更有利于知识分子的尘世福祉。但这样的民族却很难出索尔仁尼琴一样的“社会良心”，因为坚持独立思考最需要的并不是思辨能力，而是一颗勇敢的心。而真正的勇敢，往往出于对悲剧命运的早已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