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访谈

　　特约撰稿 严飞

　　 ·编者按·

　　 身边的建筑，天空的表情，人们的着装、交往方式，乃至价值观……很多很多东西一天一天在变。在现今的世界，大学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大学的使命和责任是否需要重新定义？具体到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大学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计划访问内地和港澳一些大学的校长，希望能在和他们的碰撞中寻到答案。

　　 香港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成立于1984年，是香港八所受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公立教育机构之一。香港城市大学1998年开始面向内地招生，2005年开始通过内地统招计划扩大招生。

　　 郭位教授于2008年5月14日出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在出任城大校长以前，郭教授担任美国田纳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及工学院院长，并为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管理团队的重要成员。郭教授于1980年取得美国堪萨斯州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1972年取得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核子工程学士学位。在开始学术生涯前，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并于1991年获任命为福布赖特（Fulbright）学者。目前郭位教授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也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致力于对世界长远发展有益领域

　　 严飞：郭校长，您在上任后不久，就在给全校师生的致辞中提出要“投资于具策略意义、可望有杰出成绩的领域，以便城大再攀高峰”。为什么您会提出如此的战略蓝图？

　　 郭位：其实用“具策略意义”这样的语句有些显得术语化，但是无所谓，意义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都必须有重点，因为我们的资源和经费都不是无限大，我们的地理位置也不允许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做。所以一定要把经费跟资源用在刀口上。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来要在哪些重点内做未来的投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这些未来投资要能够得到最大的边际效益。在小额投资里面可以得到最大的成果。我们既然是在香港，当然对香港要有一些贡献。除此之外，我们希望我们这些投资能够对中国有大的影响，对中国有贡献。

　　 严飞：城市大学会在什么领域进行重点的投资？

　　 郭位：我们现在有几个团队正在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能源开发和生命医学工程。为了实现我们这个规划目标，我们将设立两个国际星级顾问团，分别为“能源开发委员会”和“生命医学工程委员会”，以评估这两大跨领域学科的种种发展可能性。

　　 城市大学重点发展生物医学，是因为我们考虑到现在国际上城市发展的趋势就是年龄老化，比如说香港，像我们学校是规定65岁要退休。一般人60岁退休，内地更严重，女士55岁就必须退休。

　　 香港女士的平均寿命超过85岁，那如果是60岁退休的话就还有25年，非常漫长。而且这个年龄段的人士会在以后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则是，我注意到现在坐轮椅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如果留心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现象，有时候一趟飞机会有三四名坐轮椅的人士需要帮助，这在以前是很少见到的，所以是不是应该有人在这方面照顾他们呢？但遗憾的是，我们香港目前还没有一所学校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以及对人口若老年化所产生的种种影响的系统研究。

　　 严飞：现在世界人口老化趋势，不仅在香港非常严重，在内地也非常严重。就我所知道的，上海是内地最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城市。

　　 郭位：对。内地平均寿命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也将近80岁。55岁退休的话还有25年，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我希望我们城市大学所投资的领域是对香港、对中国，甚至是对世界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刚好我们这个目标跟世界的研究目标也相吻合。

　　 另外一个重点投资的领域就是能源，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能源问题很重要，但是严格讲来，香港还没有一个专门研究能源问题的机构。当然，有个别的教授在研究某一些方面，而且做得很好，但研究到已经促使大家都关注香港所产生的集团效应，这个还没有。

　　 你如果去听不同的能源演讲，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如果我是做太阳能的，你听完以后会觉得太阳能很好。我做风能的，你听完以后又会觉得风能很好。今天早上一个同事跟我提到，是在沙漠里面发展沙漠的太阳能，你听完以后觉得这个好象也非常好。但同时我也听到有人讲太阳能不好，风能也不好。那到底哪一个是最好的呢？

　　 严飞：对于能源研究这一发展策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目前在香港做能源方面的学者和研究机构，他们就如同我们的手一样，五个手指头在分别使劲。现在香港城市大学想做的，就是将五个手指头握成拳头，作为一个整体出力？

　　 郭位：对，而且我们需要握两个拳头。

　　 严飞：左手是能源开发，右手就是生物医学。

　　 郭位：对。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可以吸引各方面的国际人才加入这两大领域。我们希望顶尖的学者和专家可以来到我们香港城市大学，协助指导我们，为我们提供好的意见。因为严格的讲我也不知道目前要怎么做，我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所以我们要请专家来指导，要怎么样做才能更好，因为这里面还包括一个能源政策。

　　 我现在讲的能源政策，也包括我们可以向香港政府所提供的能源政策建议。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香港这么注重能源的地方，但是油、电两用的车子很多人却不喜欢。我们现在都知道油、电两用车对环境能源最好了，美国、欧洲早已流行，就是新加坡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但只有香港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敢下结论。但是这个是违背常态的，好像香港的人不在乎油一样，而且香港的车子都很大，香港人一般喜欢开那种比较耗油的7座车。

　　 严飞：在这两大领域的投资可谓是香港城市大学未来的发展蓝图，令我们非常期待。但就目前来说，香港城市大学有哪些学科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的？

　　 郭位：我们现在有好几个学科非常不错，譬如说电子工程。另外我们的应用数学、物理跟材料，特别是纳米材料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另外我们的商学院是少数经过三个机构，即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协会（Association of MBAs），国际管理教育协会（AACSB International）、还有欧洲评审组织（EQUIS）认可的，这个也是不常见的。据我所知，我们的商学院目前是大中华地区唯一的一家经过三家机构同时认证的商学院。

　　 严飞：但是我听您讲下来，香港城市大学一流的学科主要是集中在物理、应用数学这些偏理科的方向，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香港城市大学有一所非常好的中国文化中心。

　　 郭位：我们城市大学有非常棒的中国文化中心。而且我还可以跟你说，我们城市大学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创意媒体学院。我们要继续投资，因为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对于创意一般是比较弱势的。

　　 严飞：我个人的感觉是香港目前的创意产业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因为很多创意的媒体人才，他们都跑到内地去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和台湾相比，我觉得台湾的创意产业整体来说比香港要好。所以我想问的是，创意产业也会是香港城市大学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重点关注的领域吗？

　　 郭位：对。我想我们会继续投资，因为创意媒体对整个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鼓励创意。举一个例子，我们人体腋下的温度与体表温度相差十度。差十度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充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因为差十度可以产生电力，所以我们就可以制造一种设备，当我们的手机电池不多的时候，我们只要加一条线在身上就可以充电，不但充电，而且还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很凉快。所以你看又创意又能解决能源问题。这就是一种交叉学科的应用。

　　 严飞：对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发展策略，我们还很关心香港将要实施的三三四新学制。我们知道，香港高等院校本科教育将会于2012年起从三年制转为四年制，对此，香港城市大学目前有没有制定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郭位：首先城市大学已经有很好的计划，在我没来之前，城市大学就已经计划好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城市大学很多教授跟领导者们都在做相应的准备，他们都准备得非常好，例如挽留、延聘多种学科的优秀师资；邀请国际顶尖的学者和专家加入城市大学的队伍；与内地大学更深入的进行合作与交流等。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希望改制以后，我们要更加强调大一跟大二基础科学的学习。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也希望以后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因为学生现在学的专业方向不见得在他们毕业以后就可以有用。但是如果基础打得比较好，他们就比较容易得到进一步的改进与成长。大一、大二的基础。不要太专业。所以尽管我们电机系很好，但不要大一就修了很多电机系的课，不需要。

　　 严飞：这有点类似于内地大学现在所提倡的通识教育。强调大一、大二基础科学的学习，这是不是也是香港城市大学所提出的“全人教育”的目标之一？

　　 郭位：强调教学以全人发展为本，这是我们城市大学的抱负与使命。

　　 人文和科技怎么结合？

　　 严飞：郭校长，您如何看待21世纪大学的使命与挑战？换言之，香港城市大学所追求的大学精神是什么？

　　 郭位：本世纪与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有着显著区别，一方面伴随着人类日益庞大的人口，污染和能源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新一轮危机的产生，另一方面则是新的一代在新世纪里似乎失去了方向，他们常常感到很迷惘。因此在我看来，21世纪大学的使命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知识传授或者课堂教学，而是需要更加积极主动，承担起对于整个社会的使命。换句话说，大学的责任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仅育人，也应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知识创新、民族精神和社会文明的策源地。而具体到我们城市大学，则是应该超越香港单一的城市界限，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做出有益的贡献。

　　 严飞：我们知道，国家间的竞争，除了硬实力的竞争，软实力的比拼也会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中国的崛起，不仅要有GDP，要有科学技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人文的崛起也非常关键。前面我也提到，城市大学有非常棒的中国文化中心。您会觉得人文学科对建设一流大学有什么样的贡献？在目前以科学技术为导向的主流潮流下面，人文学科又要怎么样发挥它的作用？

　　 郭位：现在世界的整体趋势是以科学技术为导向。但是科学技术是什么人来用呢？是由人来用，所以人文对科学技术会有很重要的导向作用。可是因为科学技术走得太快了，所以人文常常还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还在徘徊。所以这个问题严格来讲，要由学人文的人来回答。就好比说跑100米很重要，但是我不能跑100米，所以你最好需要问刘翔他们。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因为科技很重要，但是最后是由人来用，所以不要被误用了。但是目前看来，人文有一点被迫地跟科技配合。50年前是科技配合人文，现在是人文配合科技。当然这个并不表示人文不重要，也许人文还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的圣人，一个大智、大仁、大勇的人来引导我们。

　　 严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国学大师、思想大家。

　　 郭位：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人文现在讲得比较多的就是道德问题，医学、科学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人文却不提倡。这是人文现在讲得比较多的。比如说克隆，我可以造一个跟你一样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我20年前在台北出席一次会议时，就开玩笑说生小孩以后不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也可以生。我是开玩笑的，结果前些日子在美国真有一名男士就通过自我受孕，生出了一个小孩子。按照人文说来，这是不道德。但是不管道德也好，还是不道德也好，很显然必须生完了才能进行研究。不是先研究才生。这又是一个科技导向的例子。

　　 所以尽管人文非常重要的。可是光认识到重要性是没有用的，还必须带领我们走出一条路来。你刚才讲到我们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我就鼓励他们多招教授，我希望可以有十个、二十个像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这样子的。

　　 讲到一些国人的人文素养不好，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中国人一般太注意教条了，教条深植我们人心，每一个人都能背出很多东西来。但是背出来大部分都没有做到。美国人却很少喊各种口号，但是他们都做到了。所以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说人文和科技怎么结合。我希望这种结合不是表面的结合，因为表面的结合中国人做得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刚刚好像不愿意给你很直接的答案，其实人文和科技不仅需要表面的结合，也需要实际的结合。

　　 怎么结合？我希望我们能够多一些实践。我们的目的是要实践，这个其实跟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也是相吻合的，所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当然朱熹也是引起争论性的人物。不过这个是相吻合的。我们做事情要实践，而不能只是表面的说说而已。此外，我们的教育也必须追本溯源，要强化早期的人文素养培养，因为毕竟大学只是对个人后天教育的一种补充。当然虽然说是补充，我们大学也要尽量补充这方面的熏陶。

　　 内地生的问题被放大了

　　 严飞：我们注意到，自从2005年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之后，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选择到香港读大学。这些在香港读书的内地生，却似乎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您看来，内地生的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些在内地十分优秀的学生来到香港之后却产生了这样的行为？

　　 郭位：我希望做一个结论之前要有一些根据。因为我没有很好的根据，所以我没办法给你一个很详细的回答。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种事情是不是内地学生产生的比例比本地生高？我不知道。也许高，也许不高。

　　 严飞：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他们是来自内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于是会被媒体成倍放大。

　　 郭位：当然的，有可能本地生出现类似问题的比例更高，但就像你讲的，扩大报道，因为香港的媒体很喜欢报道这一类具有轰动效应的事情，以吸引大众的关注；第二个就是有很多类似的事情是不是现在没有被报道出来，有很多内地生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心理上的问题，但我们还没有及时的发现。香港的生活方式跟内地到底是不一样的，我们遵循的规则和方式都不太一样，我们的教育制度和内地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全英语的教学模式。这些小孩子，大概就20岁左右，他们离开熟悉的家庭，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就适应不好。

　　 另一方面恐怕是我们对他们也照顾不多，所以我想应该加强对他们的辅导，特别是在新生阶段的辅导。

　　 严飞：我留意到香港城市大学在每年新生入学时都会组织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去帮助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特别是内地来的学生融合到香港这个社会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一次新生集体的入学教育结束以后，在后面漫长的学习过程里面，比如说三年到四年，内地生又会慢慢的产生出一些新的问题，因为他们刚来香港的时候，一切都觉得很新鲜，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面临学习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学习上的问题又会导致心灵上的问题产生。目前香港城市大学在这一方面有何种应对的措施，以帮助内地生解决心理调适上的障碍？

　　 郭位：我们现在是有这样一些单位，比如我们的学生发展处设立有专门的辅导员和心理辅导中心，以加强对于内地生的帮助和照顾。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学生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学生发展处，有的时候学生不清楚，我想跟学生多多沟通，多让他们了解西方社会。内地跟香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虽然这个差别越来越小，但是还是有差距。

　　 严飞：在您看来，您怎么评价内地学生？

　　 郭位：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好几个内地毕业生，我是他们的导师。所以我对他们有相当的了解。内地的学生，数学物理都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你刚才提到人文，一般内地生的人文都比较弱。人文弱有几种表现。一种就是人文的知识比较弱。我常常举个例子，我发现很多内地的学生都不知道朱熹是谁，朱熹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人物，你可以不知道细节，但是不能没听过，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人文在生活的细节之上，对内地学生影响越来越小。

　　 严飞：从根源上来讲，我们内地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再到大学这个教育体系，对个人的教育过于注重比较功利的、实用的东西，比如升学率、就业率。

　　 　郭位：考试考得很多，拉琴拉得很好，讲道德的理论也很多。他也知道不偷钱，不打架，但是当牵涉到人文的一些谨小慎微的方面时，他就没有意识到。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但有时候只要一个人这样做，就会给别人留下对整体的不好印象。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人文第二点，这里面有一个人文熏陶的问题。

　　 内地大学与港校的互动

　　 严飞：郭校长在您出任校长以后，就致力与内地著名学府建立策略协作关系。您最近也赶赴内地和一些大学进行了交流，比如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谋求拓展实质性的“强强”合作联盟。我们想问，这种策略协作关系是基于怎样的策略与目标，香港城市大学又会选择什么领域进行重点性合作？

　　 郭位：我们与内地大学重点的合作有很多方面，例如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航空航天工程技术上的交流。其实我非常想在创意产业媒体这方面发展。我们中国的好处就是我们的人文资料非常丰富。所以这个丰富的资料可以让我们的创意更加方便。第二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所以我常常觉得中国的奇人很多，就是中国有很多很超群的特殊群体，这些奇人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些人在各地都可以看到，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惊喜。所以我希望香港的学生不要只在香港这一个地方打转，简单的认为我们的生活就是钱，我们的生活就是赚钱，我希望他们到一个更丰富的地方去拓展视野，多跟内地的学生交流，让他们能够不仅知道西方的科技，也能够受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我希望香港能够这样。

　　 严飞：所以这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目前来讲和内地合作的一个目的，或者是一种期待。

　　 郭位：对。我相信再隔十年之后，内地是华人社会中最好的，当然现在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是还比不上台湾跟香港。但是十年之后就至少会跟他们平行。因为中国的实力隐藏得太久。中国的文化也是这样，我希望内地跟香港会有很多互动，我也希望香港的学生能跟台湾多多交流。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相互学习的。

　　 香港的学生不要只注意钱，内地的学生也不要以为只有钱是最好的。因为中国人现在有一个缺点，就是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就是钱。你如果看那些网页，就可以看到很多骂人的言论，非常荒唐和残酷，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误，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人文的熏陶。

　　 严飞：这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但另外一方面，这些人文素养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并没有显现在我们身上，所以导致现在一些人礼仪上的失范，精神上的失落。

　　 郭位：你刚才问我人文跟科学怎么样结合。我希望能给你一个答案。不是说表面的结合，因为中国人很聪明的，要表面结合结合得比谁都快。如果明年规定必须背诵《论语》才能上大学，那中国人每一个人都会背，可是孔子讲的东西有没有进入他的生活，对他来讲并不重要的。只要定出游戏规则，中国学生就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其实读书的目的是熏陶一个人。以此类推，我希望跟内地的合作，也是可以彼此熏陶，共同改进。

　　 严飞：说到彼此熏陶，您有没有想过把香港高校的一些优势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内地？或者说，您觉得香港高校有哪些方面值得内地大学去学习？

　　 郭位：香港的大学一般比较制度化，而且比内地高校更加具有弹性。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在内地要带博士生，必须要按资力排，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博导才可以。第二就是香港因为跟西方比较接近，所以香港吸取世界人才来讲是比较具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