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上周，“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陪老伴在长沙逛车展成就了一条热门新闻。报道说袁老自己酷爱汽车，（全家）已有六七辆，据观察可能还打算买辆奔驰。面对袁隆平的坦然“露富”，网友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支持，更有网友直言：“袁老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后来袁老的助手专门解释，袁老本人只有一辆值十几万元的车，其他车都是子女的，袁老没有打算买车，但网友支持他买车是对他工作的肯定。

　　　 　这个看上去有些喜剧色彩的事件，使久已盛行于世的“仇富论”的荒谬暴露无遗。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尤其是本世纪房地产启动疯狂涨价过程之后，被认为臆造的“仇富论”甚是流行，其核心大意是讲：普罗大众面对别人的财富得了“红眼病”，对富人的仇视态度体现了他们心态不正常。据此，有经济学家呼吁要“尊重先富起来的人，尊重他们创造财富和对社会的贡献”；有社会学家论证“这种心态不利于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有政治学家论证“这是政治与社会大转型时的必经磨合过程”；更有超级富豪直接上台大喊“仇视富人对穷人没什么好处”……

　　 各色人等轮番上场，制造了一场话语盛宴。目的无非是劝诫甚至恐吓芸芸众生不要仇富，仇富除了证明你们小肚鸡肠的猥琐之外，也不会对你们有实质性的好处，更不会对富人洗掠财富有什么阻止性价值。于是，“仇富论”成了一种贬义表述，是一种与主流价值不合拍的边缘价值。

　　　 　而这场话语盛宴正好与近些年来的一种学界思潮和行为相合拍。因为有很多专家实事求是地从历史文献中寻找证据，为有些历史上被列为反面典型的地主、富商、买办等人，重新树立人物形象和阶级形象，论证他们被树为反面典型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因素，同时张扬他们对人民和历史的贡献。不幸的是，这些学界实事求是的研究活动和结果，正好成了被某些精英论证中国人具有“仇富”的民族劣根性的历史证据。

　　　 与这场话语盛宴结伴而行的，还有一场关于企业家“原罪”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有些专家持有可以免除企业家“原罪”的观点，但他们逻辑清晰且能使人信服的论证，也被某些别有想法的人士，列举为“仇富”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证据。

　　 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仇富论”这种妖魔化大众舆论的精英话语，始终没能正面回应“非阳光富豪”的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的政治因素与社会因素。因为，“仇富论”的源于社会分配不均的程度加深并有明显扩大趋势之后，人们在反思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为什么那些人可以在短时间内积聚如此巨量的财富？为什么这种以社会断裂为代价的差距不能有效缩小？为什么国家一直要避免的社会分配不均，会在改革开放不久的今天很快就面世了？

　　 与上述问题缠绕在一起的是，在各种富豪榜上风光无限的一些富豪，转眼间就成了阶下囚。富豪们被披露出来的发家过程有很多地方会让人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的圈钱术和圈钱数，尤其是通过与权力联姻共同上演的圈钱大戏，闻所未闻，匪夷所思。于是，“问题富豪”成为另一个大众话语中的流行词汇。以至于但凡见到某“神秘富豪”突然出现于某个富豪排行榜上，网络上就会出现质疑之声和无限猜测。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仇富论”，还是对富豪的条件反射式的猜疑，都源于人们看到了太多的富豪，在短时间之内的灰暗转身：昨天让你高山仰止的人物，今天成为你无法不鄙视的小人；还源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朴素体验，因为谁都可以列举出你身边的富人，由于什么样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才比你有钱比你生活得更好。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的不谋而合，让很多人“不仇富”都不可能，但这正是“仇富论”者所不去面对的。其实，这次袁隆平买车的新闻正好可以让这些人反思：不要再讲什么“仇富论”了，像袁隆平这样的“富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去“仇富”呢？

　　 因此，网友鼎力支持袁隆平买奔驰车的一致行为击破了“仇富”谬论。民众其实不“仇富”，对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始终抱有足够的尊重。那些说民众“仇富”的人实在是太不负责任，太不知羞耻，他们应该好好研究民众到底是怎么想的，好好看看舆论对富人群体的区分。对那些以精英自居混淆视听的人，袁隆平买车事件可以称得上是近期精彩无比的一个典型例证，为转型中国的大众舆论做了一次有力的正面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