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诸多新词汇里，“万元户”特指当时“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我的理解，在上海，它尤其指突然暴富，而原先却吊儿郎当、在家待业、在弄堂或棚户区里瞎混呛水的那种人。“文革”后落实政策而稍稍恢复了点儿元气的原老板、小开等等，银行存折上就是再多个几万、十几万，也不会被称作“万元户”。

　　“万元户”有许多传说，譬如因为突然有钱而讲起了排场，用牛奶烧泡饭或大饼油条吃一副扔一副之类，显然是还没富起来的人们出于嫉妒的丑化。不过两个“万元户”在市场狭路相逢吵起架来，为了斗富而当众各自从口袋里掏出钞票来撕，倒确有其事。

　　“万元户”虽然有钱，却还常常遭人轻蔑，除了当时的社会观念，或许还因为在那时候，钞票并非无往而不利。当初，“万元户”捏着大把钞票，可因为级别不够，乘火车便不能买软卧车票，乘飞机也困难重重；另有许多场所，像内部电影观摩厅或友谊商店，光有钱而没特别的票证，你也别想进去。

　　钞票之外，80年代初仍有诸多其他票证，从粮票、油票、烟票、蛋票、副食品票到外汇券，不一而足，至于股票、国库券，那是稍后的事情了。这些票证或许暂且令“万元户”手中钞票不那么锐不可当，不过只要有钱，什么样的票证不能买下呢？而各种票证的倒买倒卖，恰又是成为“万元户”的一条途径。

　　我那时候唯一的弄堂文友，住在我家楼下那个从待业青年变成的“万元户”，便是靠倒买倒卖票发的财。他本来有志于翻译英美文学的。后来有钱了也不忘给报纸写写稿，还曾送过一张紧俏的《莎士比亚全集》购书券给我，说是用两张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的萨特《肮脏的手》的话剧票换的。有一天，他拿着抬头印有“生殖与避孕杂志”的稿纸来找我，出示一篇题作“上海方式”的小品文，文以翻译立意，写倒买倒卖票证，用第三人称而言及他自己，读起来颇为“八十年代”。小品文早已不知去向，在此，且仿其意重新杜撰一段：

　　“……纸上表达和回应的上海方式，常常是五花八门的各类票证。在他看来，票证们正构成上海书面语——不管是近乎绝对命令的钞票，还是有如口令的内部电影票，还是切口般可以换鸡蛋的香烟票，还是仿佛一种和数种唠叨的粮票（那种半两粮票，则几乎是肚肠里面的暗自嘀咕），还是像煞粗口的山芋票（使用它的一大结果，是不禁从后窍喷射或婉转出更甚于粗口的所谓后口语）……它们意指切实，在市面上都有各自的约定，明确无误。然而，那是些怎样的书面语啊？它们有那么多语种，相互并不通约：认购卡是认购卡，通行证是通行证，抵用券是抵用券，国债是国债，甚至都不属于同一个语系！它们在市面上各行其是，局限在各自的狭小世界里，循环在各类专门的轨道上相互隔绝着。——这样的场面，怎能不叫他挺身而出呢？‘倒卖’是贬低的说法，正如‘黄牛’之类的指称，是对他身份的贬低。他尽其所能“互译”着这些上海书面语，达成一种上海方式的表达和回应。那不是交流，而是交易！其过程艰难，还会有麻烦。光凭热情显然不行，这行当更多智慧成分。技术训练、专业态度和安全意识也一样都不能少。他在其间建立起来的意义等式是那样的繁复（譬如，到底将一张月饼票“译”成多少张人民币？除了市场价、当年中秋节跟国庆节的时距远近、人们口味的变化程度、月圆时分是否有乌云遮蔽良夜等等因素，都得加以过细考量……），经验还不够，还得靠灵感！所以，干得最为出色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简直像诗人，将票证之铁点化成金……”

　　（陈东东 诗人）

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