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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一控为首要任务 专家建议使用灵活结构政策
本报记者 王露
最困难的一年到底有多难？
在国内外经济局势不确定性风险增大面前，略为安慰的是，中国最近的月度CPI(居民消费物价水平)从最高位的8.7%回落到7.1%，经济学家们共识“通胀洪峰已过”。
而随着年中经济数据的公布，决策层对于下一步宏观调控的目标、手段开始发生细微变化，保增长和抑通胀成为宏调首要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5日会议明确指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而7月27日晚间公布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纪要中，首次未提“从紧货币政策”，只是强调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此同时，在7月21日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下半年经济工作目标是：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把抑制物价过快上涨摆在突出位置、努力把物价涨幅控制在合理区间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在一次采访中给本报记者指出的建议目标组合是：“GDP增长9%-10%，CPI上涨7%-8%。”他还表示，在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讲究国内相关部门政策经常的微调与协调。
不提“从紧”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从紧货币政策”已有适度松动的迹象。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08年2季度例会纪要认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宏观调控的决策部署，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金融宏调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会议强调要“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坚持有保有压，加大对三农、灾后重建、带动就业多且特别困难行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增加对小企业的资金支持”。
“从紧货币政策”并没有被提及，这是在去年底“从紧货币政策”定调后，首次未被提及。就在今年一季度例会上还表示，“要贯彻执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从紧货币政策取向，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正确把握金融宏调的节奏、重点和力度”。
对此，7月28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发布的宏观经济周报评论说，“货币政策依然从紧，但不会更紧。”
上述报告预测，全年新增贷款可能高于3.6万亿人民币，在3.6万亿-4.1万亿之间；而央行将继续运用数量型手段降低货币增速，以达到全年16%的目标。
长期关注货币和总需求增长率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在7月26日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根据两到三个月数据，能看到货币增长率环比下降太快，“说明政策控制可以松了。而微调是说年初规定的信贷额度目标可以稍微调一调，尤其对房地产贷款，因为现在房地产业不是你去紧，而是自发性地收缩了。”
宋国青认为，目前来看，宏观调控过度的风险增加，调控力度不够导致高通胀持续甚至反弹的风险下降；但总的来说，“两方面风险基本对称，总力度比较合适，下一步政策宜相机微调”。
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则强调，政策微调不会改变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一同步入下降周期的局面，“政策易变，周期难改”。
不应“放松”
上半年GDP下降到10.4%，而由17家国内外研究机构组成的“朗润预测”最新结果更是显示，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进一步放缓、通胀大幅回落达成了基本的共识——预计三季度GDP增速为10%，CPI涨幅6.1%。
经济放缓成既定事实。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放缓的程度，以及如何运用正确的政策来保证增长？
“所谓‘今年经济最难’，就难在增长和通胀的关系上，左右为难，碰了这头肯定影响那头。”在7月26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第14次报告会上，刚接任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周其仁评述最近政策可能的微调时表示。
周其仁的观点很鲜明，“货币不要随便松，松货币、保增长不可取。”他的主要理由是“松货币”最大的危害在于“影响通胀预期，通胀指数可能重新上升”。
周其仁认为，目前呈回落趋势的CPI是在价格管制下的物价指数，并没有充分反映通胀真实、全面压力；同时，能源价格小幅调整以后对物价变动的影响尚在显现，粮食考验也在后面，“都还需要一段观察时间”。
在周其仁的逻辑里，不要靠“松货币”来“保增长”。他还指出，不要随便说货币政策不管用，应该认识到，近年逐步显形的通胀，是中国货币政策受制于汇率与美元挂钩政策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斌亦赞同上述观点。张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应该维持目前货币政策的稳定。”
“目前，经济是从前期的过热回归，但在现在投资、资本市场都还没有调整到位的情况下，政策松动将会带来反弹的风险。”张斌表示。
如何灵活促增长？
一向被经济学家们视为经济冷热的指标之一的发电量，在6月份出现了明显变化。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6月份发电量同比仅增长8.3%，远低于前5月平均13.7%的增速。
上述中金公司宏观经济周报认为，发电量增速下滑反映了经济活动放缓造成需求放缓、价格扭曲造成电力供应不足的综合影响，而“如果未来数月电力消费仍然低迷，或许显示经济下滑的幅度高于官方GDP或工业增加值数据”。
经济进一步下滑风险难免影响就业。所以，关键在于保增长的措施如何合理搭配？而财政政策如何调整结构？
张斌向本报记者表示，财政政策中的结构调整，比如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是为防止增长下降超过预期的一种预案，适时刺激内需”。
但是，现在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控制通胀，张斌认为，财政政策最应该做的是对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受通胀影响较大的城市低收入人群进行补贴。
另一方面，宋国青对于未来两年宏观政策给出的建议是：管住货币，调整比价，大幅减税，坚持升值。“减税的目的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特别是由于调整比价引起的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需要抵消。”
而周其仁更是指出，由于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好，“中国经济一直依赖高速增长，因为增长一降低，社会就承受不了。”
鉴于此，周其仁建议，要用更灵活的结构政策(产业、部门与地区)、实质推进改革的政策，来促增长，“靠结构调整把经济潜力挤出来”。
具体措施包括：减免进口税费，促进更平衡的增长；开放民间金融服务，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结合税费减收，稳定房地产市场。
但是，“如果在短期压力前过度放松货币，什么结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都难以推进了，因为缺乏动力和压力”。周其仁一再强调说，只有当自身潜力被真正激发了，在全球经济局势扑朔迷离的环境中，“中国才可能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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