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炎黄艺术馆理事长郑闻慧

　　本报记者 张 颖 贺江兵

　　 正如“民营”是中国的特色一样，“民营美术馆”也是中国的特色之一。近年来，中国民营美术馆有蓬勃发展之势，全国各地已出现多家民营美术馆，如北京今日美术馆、四川青城山美术馆、上海张江当代艺术馆……这些美术馆的出现，对中国艺术的推动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在人们说起民营美术馆，已经不再感到新鲜，但在20年前，自筹资金创建美术馆这样的文化机构，却需要经历从体制到观念的巨大突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著名画家黄胄先生。他历经6年时间，在1991年正式建成的炎黄艺术馆，在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有人在谈到中国人的艺术欣赏水平时，曾将中国美术馆事业与瑞士作过一番比较：瑞士有700万人口，却有600座美术馆。而在中国，仅北京便是瑞士人口的两倍，美术馆的绝对数量却远远少于瑞士，更不必说人均数量。由此可见，民营美术馆的出现与发展，与国人艺术欣赏水准的提高息息相关。

　　 我们有必要探究中国民营美术馆的生长历程，20年来，民营美术馆从无到有，经历了数轮起伏，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综合实力变化的过程。从现今发达国家大小各类美术馆林立的现状不难看出，美术馆事业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大与否的根本标志之一。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有必要探究炎黄艺术馆及民营美术馆的成长历程。

　　一个用艺术品换收音机的时代

　　 如果你觉得老一辈艺术家对于艺术品保护的要求过于苛刻，对于保护艺术品的事业过于执着，那一定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个对艺术品甚至文物恣意践踏的时代。

　　 作为黄胄先生的夫人，郑闻慧亲眼目睹了当黄胄先生看到那些珍贵艺术品和国宝级文物被损毁时的刻骨之痛，因此也更加理解他坚持要建造一座艺术馆的决心与韧性。

　　 “黄胄从开始学画，就非常喜爱和重视祖国的文化艺术，自己只要有一点钱，就会用来收藏艺术品。我们结婚以后，他仍然保留了这个习惯，一发工资立刻就会拿去买各种艺术品，有时遇到一件喜欢的东西，发的工资又不够付账，就干脆先欠着，等有了钱再赶紧拿去还。”郑闻慧女士说，为了收藏艺术品，黄胄这位画坛巨匠在日常生活中竟然常过着欠债的日子。

　　 正因为对艺术品的热爱，文革期间黄胄看到那么多艺术珍品被随意丢弃、打碎、毁坏，心痛难忍。“因为无力挽救那些艺术品，他受了很大刺激。可毕竟，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文革之后人们对艺术品的不重视，更让黄胄加倍心疼，也让他萌发了要建立一座艺术馆来保护艺术珍品的念头。”郑闻慧说，给她印象最深的是黄胄一个朋友的孩子，“他父亲在文革期间，很不容易才保存了一些散落在东北地区的文物，文革过后居然被他换给了外国人，而换来的东西，不过是收音机之类，连彩电都不是，完全不懂得艺术珍品的价值。到现在，收音机才值几个钱？那些文物就这么白白流失了。”

　　 这种对珍贵艺术品的藐视，当时比比皆是。

　　 1981年，黄胄与郑闻慧到安 徽歙县的四角牌楼考察，那座牌楼以保存着明代国画大师林良的四张藏品著称。“黄胄到了那里，就像朝圣一样，立刻要求看一看大师的珍品。谁知把四张画拿来一看，只有一张保存得还算完整，一张残缺不全，其余两张已经残破得无法收拾了。看到大师的画作被如此糟蹋，黄胄心疼得大叫：‘国宝啊国宝，怎么保护成了这个样子！’”

　　 1982年，甘肃刘家峡的水位被抬高，郑闻慧与黄胄一起去考察当地抢救出来的马家窑彩陶珍品。“我们到那一看，都傻眼了，那些珍稀的彩陶，就被交错着随便摆在几个钉在墙上的架子上，看起来就像刚从哪个小工厂做出来的一批陶器，而不是文物。黄胄当时跌足而叹：‘中国最原始的绘画就来自于这些彩陶，你们就把它们保护成这样，打破一个，你们都是犯罪呀！’”

　　 太多无法面对的现实，让黄胄终于下定决心，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也一定要建起一座专业的艺术馆。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连保护和收藏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都做不好，我们岂不是愧对祖先，愧对历史，更愧对子孙后代！”

　　“140+70元”与“2400万”

　　 当初决定建立炎黄艺术馆的时候，黄胄的想法很简单：“建成一个艺术馆，就能保护一些文物，虽然这些文物对于整个中国博大的历史文化遗产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如果将来能有更多的人因此出资建立更多的艺术馆、博物馆，都来保存这些文化遗产，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愿望是单纯的，也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严苛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黄胄开始筹建炎黄艺术馆的时候是1986年，那时他每月的工资是140元，郑闻慧每月的工资是70多元，两人一年的工资加在一起只有2500多块钱。而建设炎黄艺术馆所需要的资金，经保守估算，也要2400万。如果仅凭夫妇两人的工资，需要近万年才能凑够这笔巨款，他们要实现的，是一个愚公移山式的愿望。

　　 不只黄胄夫妇，2400万，在当时的中国，无论对谁来讲都是个天文数字。

　　 上哪儿去找这么一大笔钱？

　　 为了完成自己那个单纯的愿望，黄胄从一个画家变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跑遍全国各地甚至香港筹集资金，动员了所有他可能动员的力量。

　　 如今，再说谁为炎黄艺术馆捐献了多少钱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仅仅看过炎黄艺术馆的捐助和帮助名单，我们就不难看出黄胄当时所遇到的困难，但也看到了各界对建成中国第一个民营美术馆所给与的支持。企业界，有李嘉诚、邵逸夫、美国ELF石油公司……艺术界，有张大千、蒋兆和、李可染、刘海粟……当时的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一直在关心着炎黄艺术馆的筹办。为了中国第一个民营艺术馆的顺利建成，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的艺术家们，则捐献出了自己多年珍藏的艺术品。

　　 最后，还差300万，黄胄一咬牙，拼上自己的老命向银行借了这笔贷款。

　　 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黄胄最后的故去，与炎黄艺术馆当时所面临的资金困境不无关系。建设中的炎黄艺术馆曾最高面临着1005万的资金缺口。为了补上这个大洞，当时重病缠身的黄胄只能再去贷款，为了还钱不得已开始卖画。

　　 临终的时候，黄胄向一直陪伴着自己的妻子坦露心事：“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走了。现在我才知道，我做了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情。不过既然做了，就要做下去，你要帮我做下去。”

　　资本介入能否让炎黄艺术馆重生？

　　 黄胄先生去世后，炎黄艺术馆不仅多处严重漏雨，还拖欠着施工单位的大笔工程款。这副重担一下子压在了郑闻慧身上。

　　 “我是做教育出身的，从来没做过博物馆，这么重的担子，真的觉得挑不起来。”黄胄走了，郑闻慧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那些日子，她几乎天天待在炎黄艺术馆里，在黄胄的塑像前走来走去。“最后，我终于发狠了，我要找前途，为艺术馆找前途！当时黄胄的好友李政道、朱光亚、周光召等科学家一起为我想办法，可最终也只能在道义上帮忙。但他们说的话鼓起了我的勇气，他们告诉我：得道多助。”

　　 1997年，黄胄逝世半年后，由于过度悲伤和未完善的炎黄艺术馆面临的种种压力，郑闻慧左眼突然巨痛。“早晨睁开眼，左眼一片火红，伴随着疼痛，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医生说是青光眼急性发作，极有可能失明。”

　　 在治疗的过程中，郑闻慧沉下心来开始思考，她决定找有识之士来管理炎黄艺术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05年和杨振宁的一次深谈，让我决定学习国外艺术馆的模式来管理炎黄艺术馆。这期间，有多家机构来找我谈，要求接管艺术馆，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民生银行。这里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经叔平的推荐，经老一直很关心艺术馆，有一份感情在；二是民生银行和炎黄艺术馆的背景很像，都是民营的性质，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三是民生银行的高层领导愿意在炎黄艺术馆原有的基础上帮助其再建设、发展，且不改变炎黄艺术馆的名称、公益性质和宗旨。而在同民生银行的交往、特别是这半年多来辛苦装修的过程中，我更加相信我的判断，民生银行从上到下踏实做事，有抱负，有理想。”

　　 对于炎黄艺术馆的未来，郑闻慧一直有着自己的想法。“其实艺术馆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专业性的人才和良好的管理机制。把艺术馆委托给民生银行我很放心，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持续十年、每年600万元的捐助解决了炎黄艺术馆基本的行政费用，如何进行科学化管理、建立新的高素质高效率管理运营团队，举办高品位、高品质的展览，不仅要保持炎黄艺术馆的学术影响力，且要在新时代进一步走向深入，走在前头，才是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

　　 “从前，整个社会是把宝贝当垃圾，珍贵的艺术品全都砸掉毁掉；而现在，却是把垃圾当宝贝，假画假古玩也都摆在家里收藏。这是让我很难理解的现象。提高全民的美术鉴赏水平，我想这是所有民营美术馆未来要走的路，也是我最希望炎黄艺术馆能够完成的使命。”郑闻慧如是说。

    新浪财经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