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方向需转轨

　　林密

　　投资者报(记者林密)《投资者报》：“菲利普斯曲线”说明，高增长一般都会伴随高通胀，而2003至2006年中国一直是高增长低通胀，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王建：中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深入到产权改革阶段后，在经济增长中极大地释放了改革效率，显著地改变了分配关系，导致社会收入流向少数财富阶层，形成了强大的资本积累机制，为投资提供了来源，不仅可以满足国内投资需求，还有剩余产品可供出口。但同时由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消费需求受到抑制，社会总供求从短缺向过剩转变，压抑了物价上涨，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

　　《投资者报》：从2007年开始，通胀率升高的原因是什么？

　　王建：是食品短缺和输入型通胀所致。第一，前两年消费率持续下降，说明分配关系仍压抑着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第二，虽然中央出台了大量扶持农业的政策，农业生产也出现了连年丰收，但粮食总产量仍低于9年前的水平，人口却增加了7300万，人均食品消费水平也大幅度提升，拉开了食品供求差距，导致食品涨价成为消费品涨价的主因。第三，2006年以来国际石油、铁矿石等价格上涨愈加猛烈，随着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国际热钱从金融市场大量涌向大宗商品市场，导致国际初级产品与原材料市场价格全面上涨，从而对我国这种加工出口产品导向的经济，形成巨大的成本推升力量。

　　《投资者报》：有人把中国出现的滞胀苗头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相类比，并提出应用美国当年的办法解决滞胀，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王建：我不赞成这种说法。美国当年产生“滞”的原因与中国目前情况类似，即由于分配矛盾产生了严重生产过剩，导致最终需求严重不足与经济增长停滞；“胀”是由于采取宏观扩张政策。

　　同时，美国资产泡沫的崩溃导致国际投资资本大量向商品期货市场转移，从而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输入型通胀，这也是货币紧缩政策不能改变的。

　　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胀”的动力来自成本推动，而非过多的货币需求拉动。在中长期内，人口会增加，耕地面临减少，而宏观紧缩不能增加土地供给，也不能减少人口，所以是无效的。

　　《投资者报》：宏观调控方针需要根据增长与通胀格局的转变进行调整，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建：最大的挑战是对高增长高通胀转向低增长高通胀的拐点发生误判。

　　通胀的发展使主要经济指标的名义增长率被物价上涨支撑。当实际需求水平下降，名义需求增长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从而形成需求增长率很高的假象。

　　人们没有看出经济增长的轨迹正在向滞胀格局转变，从而把由高通胀支撑的名义需求高增长误判为经济仍处在高增长阶段，由此耽误了宏观调控方针从紧到松的宝贵转轨时机，甚至为了防止已经不存在的经济过热，仍实施力度更大的宏观紧缩。

　　经济增长格局会走到从高增长高通胀转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拐点，其原因是内生的。所谓“内生”是指，由投资周期结束和外部国际经济衰退等原因所导致的需求水平下降，而不是由政府主动进行的宏观紧缩所导致的需求水平下降。当已经出现内生性经济减速趋势时，仍把调控物价放在首位，实施宏观紧缩，其结果是使经济增长加速进入滞胀格局。

　　《投资者报》：在目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中国宏观调控应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滞胀？

　　王建：中国目前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如说是宏观调控的问题。目前货币供给在满足由成本推动型通胀构成的货币需求后，极大压缩了实际经济增长形成的货币需求。如果继续紧缩货币，会加快滞胀的发展速度。

　　首先，要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如果为了稳定物价而牺牲经济增长，导致居民收入增长显著低于通胀率，其结果是居民实际消费水平下降，不利于社会稳定。

　　其次，各国通胀率的发展是各国商品和资产相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升值，则中国通胀的发展就是中国的商品和资产对其他国家的升值，尤其对资产价格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在通胀过程中，只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就不必担心外资流出导致的经济增长剧烈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