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牧：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锁定

　　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评论之八

　　文/本报评论员 余牧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是一个大问题，它关系到经济改革的方向，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轨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终锁定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但要形成这一共识，却经历了较长期的发展过程，其间经过计划与市场的多次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初期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当时把市场调节看作是资本市场特有的东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起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就逐步突破排斥市场调节的观念，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二大以后，改革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学、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从1983年5月起，中央就开始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工作，同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是全党集体智慧的产物，全面地制定了改革的纲领和蓝图，规定了改革的方针和方向。在这个《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把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后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基本内容没有超出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含义。

　　第三阶段，从1992年南巡讲话到党的十四大，锁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在此期间，1988年经济过热，市场紧张，通货膨胀，1989年又发生了“6·4”政治风波。当时整个社会处于“全面治理整顿”状态，改革开放停滞不前，经济萎缩，增长率降至3%。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未公开的讲话由《解放日报》署名皇甫平的文章透露出来，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手段，并不是制度的特征，要求不要什么问题都局限于姓资还是姓社的思维方式。这些观点竟引起社会上部分报刊的批判，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发表，认识才统一起来。

　　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市场经济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它可以与资本主义相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精辟论断，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的属性，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和多年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思想束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当时《深圳特区报》以《东风吹来满眼春》为题，报道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国外引起很大反响。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探索和逐步完善的过程。此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