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商：一个虚拟的存在

　　文/本刊记者 靳 磊

　　当人们煞有介事地热议“新晋商”时，却发现这个因缺乏固定指向而摇摆不定的概念，更像一种文化象征或精神图腾……

　　话剧《立秋》被公认为近年来中国艺术领域少有的饕餮盛宴。

　　这部以晋商兴衰为题材的大型话剧，不仅获得了多项国家文化大奖，而且吸引了央视《焦点访谈》、《对话》等名牌栏目的深度关注，更被奉为晋商文化的“活化石”。这样的反响让曾风靡一时、全国热播的《乔家大院》也稍显逊色。

　　专家认为，没有将视角放在晋商于上升时期如何“走出西口”去开创功业、奠定根基上，而是聚焦于它面对时代大潮，囿于观念、错误应对所带来的最后倾覆，是《立秋》成功的真正所在。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强烈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这于当下对“新晋商”的讨论和思考更具启发意义。

　　政府掌舵，打捞晋商的魂灵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第一次通俗浅显地介绍晋商，到近年来一系列关于晋商的作品陆续问世，借着文化的名义，“晋商”重回现实。

　　晋商讲究义利并举，生财有道；讲究群体共赢，互利互惠；讲究互信相与，联合协作；讲究“与人然诺，坚如金石”；讲究在发展中不断创新……在重思晋商历史箴言的同时，人们开始强烈期盼重塑晋商辉煌。“新晋商”概念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作为新晋商发源地，山西似乎比任何地方更有责任来再现和弘扬晋商精神，也比任何地方更具有晋商情结。

　　2005年，山西省主要领导易人，从中国最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走出来的于幼军成为山西省代任省长。上任后的于幼军把第一把火烧向了黑矿，并在多种场合宣传“新山西”、“新形象”，表示“山西不要黑色GDP”。从那一年起，一系列“新晋商”倡导活动开始在山西频繁举办。

　　2005年8月22日，带有官方色彩的新晋商联合会在太原正式成立。这是山西第一家以“新晋商”为旗号搭建的平台，它由三方主体共同参与：即资深政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山西籍企业家、著名经济学家。联合会成立后发布了《新晋商宣言》，明确指出联合会成立的宗旨是“弘扬晋商精神、重振晋商雄风为己任，建设‘新晋商’的宏大团队，实现当代晋商的复兴超越”。于幼军宣称，山西首先要做好“打扫门庭”、“开好菜单”两件事，然后“要把想投资的朋友全请来”。他所说的“打扫门庭”是指整治和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开好菜单”是指做到各个领域的全面开放。

　　官方活动打出第一炮后，“新晋商”迅速成为山西多种活动的首选称谓。作为山西省唯一的综合性、学术性权威论坛，“山西经济高峰论坛”开始正式讨论“新晋商”的发展。山西省社科院将对“新晋商”的研究作为重点课题，并展开《新晋商案例》的编写工作。而由山西省团委主管的《山西青年》则正式更名为《新晋商》，以“倡导新晋商精神”为核心理念，成为新晋商联合会的指定会刊。

　　一系列行动都在表明，山西重塑本省商人形象的意图非常强烈。而在这种重塑过程中， 也传达出了明显的“破”与“立”的倾向。

　　所谓“立”，就是从“政府认可”的角度而言，新兴产业的商人们是“新晋商”最理想的对外宣传代言人。比如“网络英雄”百度CEO李彦宏、“投资银行家”光大银行副总裁薄熙永、“航空大亨”海航董事长陈峰，等等。这些人多半活跃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的金融、证券、投资等领域。然而，在新晋商联合会的1048个成员中，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在山西做生意，目前的产业发展也几乎跟山西无关，他们与“新晋商”最直接的关系，至少从目前来讲，仅限于“籍贯是山西”。

　　显然，让这一批人来代表“新晋商”，多少显得有些牵强。

　　其实，当李彦宏被冠之以“新晋商”的代表时，他曾多次向媒体表示：“我不认为自己是‘新晋商’的代表，也不能够代表‘新晋商’，因为我高中后就离开山西到北京、美国学习，对晋商的了解非常有限。”

　　所谓“破”，就是山西省的官方从一开始就试图将“煤老板”与“新晋商”扯开，以为山西商人正名。在新晋商联合会的成员中，与煤沾边的都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

　　山西财经学院的一位教授认为：“煤老板与历史上的晋商相差太远了，他们的发展模式和行为方式都表明，他们只是一些‘企业主’，连‘企业家’都称不上，又何谈是‘新晋商’的代表？”

　　我们知道，历史上无论晋商还是徽商，或聚族经商，或聚乡经商，都拥有数十万、上百万的群体力量，但是今天的山西，除了作为原始资源利用者的“煤老板”之外，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具有全国影响力和产业优势的强大集体。如果他们不是“新晋商”，如果“李彦宏们”也难称“新晋商”，那么谁是？

　　这恐怕是现在山西人自己也说不清楚的问题。

　　晋商“立春”时节仍遥遥无期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今天的山西只有本地商人的概念，不存在“新晋商”， 因为山西还没出现一定数量的走出去的“新晋商”。

　　考察历史上的商帮，它们之所以最终形成了强大的商业势力，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走出去了。明清的宁波民间歌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大海泱泱，忘记爹娘”。宁波人常年在海上漂泊，很少有时间待在家里孝敬父母。早期的宁波商人都是驾驶着沙船到上海等地闯荡的。这是一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地木驳船，尽管不能经受海上的狂风大浪，却运载出了享誉上海的“红帮裁缝”，也运载出了一个传奇的商帮。

　　再看徽商，历史上徽州人外出求生已成为一种社会大环境。若是哪家的孩子到了外出的年龄而没有出去，就会被认为没有志向、没有出息。若是哪家的孩子在外谋生，因为想家或经受不住闯世界的劳苦而跑了回来，也会被同乡笑为“茴香豆腐干”。

　　同样，当年的晋商如果不是走出了黄土高原，人走遍全国，店开遍全国，就无法称雄华夏，更不会形成具有全国势力的晋商票号。

　　这就好比江湖门派，不走江湖，不参加武林大会，就谈不上门派。一个地区的商人只有在跟其他地区的商人在一起时，才存在帮的概念。

　　袁岳认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今天可以称得上商帮的恐怕唯有浙商。在上海，浙商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浙商势力”和独特风格。上海民企百强中，前56位基本都是浙商的身影。上海浙江商会对外发布的资料显示，当前浙商所创造的产值，约占整个上海GDP的10%～15%，上海的40余万家个体私营企业中，浙江商人就占了约1/6，其中在上海注册的浙江民营企业有2.7万余家，个体私营企业3万余家，实际运作资本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投资更是遍及汽车、电子、房地产、金融投资等诸多领域。

　　再来看今天的山西商人，他们在本地经商发迹后，选择的往往都是待在本地继续发财，真正到其他地区乃至海外发展的，寥寥无几。同样，在被山西官方认可的“新晋商”代言人——晋籍商人群体中，真正回乡投资的，也是屈指可数。最被看好的李彦宏，至今也没在山西情结与实业发展中找到一个理想的契合点。稍一留意就不难发现，山西很多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竟然没有自己的互联网站。他们对于网络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反应，明显比发达地区慢。

　　既没有以集体的力量在其他更强有力的市场里参与竞争并形成优势，也没有在其他领域拥有发言权或提出一些先进理念，更没有在其他哪一方面领导了行业潮流，甚至仅仅是跟着跑也在队伍的后边，“新晋商”如何形成？

　　从地域性格的角度而言，现在的山西不是一个具备外向性格的地域，山西人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太内闭。但恰恰商业势力的形成，需要开放而非封闭的环境。比如美国，它之所以拥有全球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商业具备全球性。而现在中国的商业开始产生影响力，也是因为中国开始做全球商业。

　　国家如此，地区也是如此。浙江虽然没有什么资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钱，但因为它做全国、全球的生意，所以同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再来看广东，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广东品牌、广东货代表的是全国影响力，甚至有时候是国际影响力，全国的生意场里都可以看到广东人的身影。但现在广东的影响力萎缩了，广东人也不愿意出去了，甚至广东的孩子连上学都不愿意出广东。以前，广东人常常操着一口让全国人羡慕加嫉妒的粤语告诉你“我是广东人啊”，这样的场景，在那个时代的很多电影里都可以看到。但现在广东不是这样了，所以，广东的影响力萎缩了。

　　袁岳认为：“如果（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有广东商帮，至少现在的广东帮是萎缩的，完全没有当初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是基本消失了。我们可以想到的广东有影响力的品牌，无非就是（上世纪）80年代传承下来的一些品牌，保持着残存的影响力而已”。

　　山西的优势是地底下正好有煤（如果没有煤，它可能比其他地区更没有优势），但也是煤把山西人拴在了这片土地上。多年来，山西大批民营企业依托煤炭资源打造企业，在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同时，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如同农民靠天吃饭一样的路径依赖。

　　尽管于幼军从上任伊始就一直力主调整产业结构，但山西煤炭独大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山西省亿元以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达430家，涉及煤、焦、铁行业的有350余家，而剩余的20余家从事其他行业的企业也是由原来从事煤焦、运输、生铁的行业大户转入的。2007年，山西亿元以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超过500家，煤、焦、铁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因素刺激山西产生新的改变，“新晋商”将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成为山西人的一个心结。如《苏商》杂志总编俞文勤所言，“恐怕不是十年的问题”！

　　《立秋》的结尾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对白：孙子问曾为一代巨贾的爷爷，树叶为什么会落？爷爷说，因为立秋了。孙子问爷爷，立秋以后是什么？爷爷回答说，是冬至，是小雪，是大雪。之后是……爷爷没有说完，我们知道随后就是立春。立春——这是戏中作为爷爷的马洪瀚留给孙子的一个盼望。今天山西人的“立春”何时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