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晋商

　　文/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院长 崔满红

　　当多年来经济学的“恶”行诋毁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当精神家园的崩塌扭曲了社会活动中的经济行为，我们所期待的“新晋商”，则务必要缔造出一个可以安放当代商人灵魂的“精神家园”

　　中国近代商业文明的演进中，晋商是杰出的代表，它携领了一个商业时代，缔造了一种商业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这几年，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植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接受西来之物的同时，开始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精神。在这种背景下，曾经携领近代中国商业文明走向的晋商精神，成为人们倡导的主流。作为晋商后代的山西当代商人，则成为担当这个历史责任的主角。

　　呼唤“新晋商”，我们期望什么

　　大概在2005年，“新晋商”这个概念在一次研讨会上被首先提出。概念一经提出，就有了争论。我是反对派，反对用“新晋商”这个概念来概称山西当代企业和企业主。如果把晋商作为历史或历史遗产，把当代山西商人作为现代事物来看待，我认为就目前的状况，他们之间，尤其是精神层面，基本不相关。

　　近十多年来，晋商的研究和宣扬激起了各界人士的热情，政府倡导，学者勤力，商界参与，蔚为大观，“新晋商”几乎成了一个贴到谁脸上都好看的标签。这样的热闹非凡，大家到底期望什么？

　　仔细想来，我们期望的东西其实很明白，我们期望一个好的社会，期望人与人之间的善良和真诚，期望中国商人回归一种人文精神，期待“新晋商”缔造一个安放当代商人灵魂的“精神家园”。

　　晋商消亡已近百年，我们又把它捧上了神坛，为什么？神之“伟大”，在于它的精神不死。晋商精神未死。

　　晋商精神之所以不死，是因为他们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人本精神，这种人本精神所赋予的社会规则和社会景象，正是我们现世所最为期望的——晋商的神龛上安放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罗盘。

　　弘扬晋商精神，我们一定要明白，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却远远不及他们。一段七绝顺口溜，可以解决整个票号的资金安全汇兑，现代保密技术登峰造极，金融领域却成了高科技犯罪的主要领域，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面对晋商精神，我们需要虔诚的行为态度。既然要传承晋商精神，就一定不要亵渎了古人——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人类的灵魂家园。

　　如果当代商人真的能够传承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携领一个新时代的进步，缔造一个新时代的商人精神，让这种精神保证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像晋商一样辉煌六百年，我们还期盼什么呢？

　　这几年，政府、企业、学界“塑造晋商”的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些行为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商人道德的复归和重建——我们在共同努力寻找市场经济社会约束人类行为的最后“底线”——“社会价值判断标准”。

　　人类是社会属性的，商业也不能例外。每个人只有融入社会，才可能获得爱，获得幸福，获得快乐，获得成功！怎样才能算真正的“爱”？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成功”？这个选择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利他”，而“相对利他”的基础就是我们要追寻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

　　约束社会人行为的所谓制度，应该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回溯历史，你会发现，最终真正起作用的其实不是有形的法律，而是无形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法律只能“治末”，而只有社会价值判断标准才能“治源”。

　　大家都认为晋商的成功在于“诚信”，这个“诚信”就是我们希望承接的那个“商业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当我们在商业世界里用这个“诚信”构筑起精神家园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诚信”安放入每个人的工作、生活、示人的每一个过程的时候，当每个人真正明白钱是人类追寻快乐的手段而非目的的时候，当你在利他的社会生活中获得快乐的时候，你还会为灵魂没有家园安放而苦苦寻觅吗？

　　这就是今天提出“新晋商”这个概念所期望的东西，也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希望缔造的“新晋商”队伍所要承担的历史责任。

　　但是，我们希望扛起“社会价值判断标准”这杆写着“诚信”二字“镖旗”的“新晋商”在哪里呢？

　　找寻“新晋商”，人在何处

　　2005年我反对使用“新晋商”这个概念，今天我同样不承认中国出现了“新晋商”。理由很简单，近几十年来的山西企业和企业主们——无论是走出去的，还是留在山西的，概观其整体性，他们并没有形成真正体现和传承“晋商精神”、雄居或影响中国商界的一个“商人阶层”。中国近代商业文明史上出现过很多商帮，百年后的今天，各地都给他们加上了一个“新”字，以此来概称一个特定区域的商人。然而，任何一个人只要对古今之“商”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会得出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结论——当今的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承接中华民族“古典商业文明”和“古典商人精神”的中国商人阶层。徽也罢，浙也罢，晋也罢……概不能外。

　　尤其是最近几年，山西乃至全国，掀起了一场造“商”运动，只要是个赚了钱的，我们就给他戴上“新某商”的帽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功利主义行动，政府造“商”更多地是为了人家腰包里那点钱，社会活动中的造“商”名堂更多。北京有个晋商什么会，以骂晋商闻名，居然提出了“打倒晋商”的口号，以编排晋商的劣根性为荣，以此来换取一点眼球和微薄的利益。这是一种现象，我认为它贻害多多，并不利于我们这个社会造就出真正的当代商人阶层来。

　　另一方面，就拿“新晋商”来说，有很多人自称或者已经被社会上某些团体冠之以“新晋商”，但他们是谁呢？更多的是一些实实在在只能被称为“业主”的一个阶层，他们有产业，却不能称为现代企业，因为他们的“摊子”不具备现代企业的基本属性和要素；他们有钱，却不能称为现代企业家，因为他们有敏锐地把握机遇的灵气，却没有综合驾驭现代企业的能力。有钱不会用钱，几乎成了共性。甚至有些人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只有钱。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表现出的是畸形消费、奢华生活，这些东西，是这几年媒体关注最多，也是最为当代社会看低了的。虽然我从来没有用这些东西来否定“新晋商”的出现和存在，因为我从来没有认为他们是“新晋商”。但很多地方，尤其是媒体却用他们这些表现来怀疑和质问——这就是“新晋商”吗？

　　以上这些所谓自封或被别人戴上“新晋商”光环的山西业主们，目前还不能称为“新晋商”，最为根本的是在他们身上缺失“晋商精神”这个“商人人格”和“商人灵魂”。今天我这样评价他们，并没有任何贬低他们的意思。第一，不否认他们对社会作出的突出贡献；第二，不否认他们作为自然人的高尚人格；第三，不否认他们中会有很多人成长为“新晋商”之翘楚，将来引领“新晋商”之风骚。他们也许真是中国“新晋商”崛起的希望所在。但是他们有敢于经历浴火重生的精神和勇气吗？

　　晋商是中国的，“新晋商”也是中国的，所以，我们还得去看看那些走出山西的当代中国商人们，他们被媒体和政府看成是“新晋商”的代表和骄傲，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李彦宏、郭台铭们。称他们为“新晋商”，只有一个理由，他们的籍贯是山西。

　　然而，这样一些权且被称为“新晋商”的企业家们，他们企业的根在哪里？他们创业、守业的源在哪里？他们自己都无法认为他们的企业根在山西，源在汾水。尽管他们有着热爱家乡，热恋故土的情怀。这是其一。

　　其二，晋商在历史上有一个维系“商帮”的纽带叫“相与”，今天我们还能到处看到当年共谋发展大计、沟通商业信息、服务晋商舟车劳顿的“晋商会馆”。雷履泰能以“会首”的身份为“相与”们进京请命，李宏龄能为挽救票号之命运，四处奔走，联络组织。晋商称雄商界几百年，除了我们后人总结的晋商精神在他们那里代代相传之外，重要的就是这种帮之风、帮之魂的支撑和纽带作用。今天的“新晋商”缔造出了他们共同拥有的、体现出特质的当代晋商精神吗？没有。虽然我们承认这些优秀的当代山西籍商人可以称为“新晋商”的翘楚，但是，他们中谁是那支“新晋商”之“会首”，谁又能引领着“新晋商”之精神？这样讲问题，我同样不否认这些优秀的山西籍商人会成为未来“新晋商”一帮之“会首”，更不否认他们的创业、守业精神会成为“新晋商精神”的灵魂。但是今天的他们有这种自觉自省的社会责任感吗？我是表示怀疑的。

　　时代不同了，“新晋商”的成长不可能再走明清晋帮商人成长之老路。但是，像当代“温商”、“粤商”之有形、有声地出现在中国各地、影响中国某些领域的未来的“新晋商”，真的还没有出现。

　　不管留在山西的业主们，还是远离山西的山西籍当代企业家们，他们是中国“新晋商”的发端，这是无可置疑的。他们可以不选择加入“新晋商”行列，但是“新晋商”的形成必然选择他们。塑造“新晋商”的社会责任历史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担当起缔造中国“新晋商”的历史责任，是中国的未来赋予山西籍或山西本土商人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

　　塑造“新晋商”，路在何方

　　虽然我始终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新晋商”这样一个“商帮”和“商人阶层”，但是，我有这种自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形成一个“新的晋帮商人”，这个愿望也许不需要我们期待几百年。

　　当我们共同展开明清晋商辉煌历史画卷的时候，大家应该清楚地看到，晋商在“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支撑他们的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中形成的、携领时代进步精神的商人价值观，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晋商精神。

　　作为晋商一脉相承的“新晋商”翘楚们，应该明白自己承担的社会历史责任，把晋商精神植入他们的精神家园，把晋商精神植入自己的事业，把晋商精神变成“新晋商”的精神支柱，使晋商精神重新成为当代“社会价值判断标准”的精髓。

　　晋商是中国的，“新晋商”同样是中国的，发端于山西，需要山西的培育和呵护，他们是中国的，更需要中国这块大土壤的丰富养分和精神慰藉。

　　中华民族之兴，源在民族文化之兴。中国商帮之兴，源在商业精神之兴。商业精神之兴，源在商人灵魂之兴。商人灵魂之兴，源在商者气节之兴。

　　“新晋商”要想再次缔造祖上之辉煌，成为引领中国当代商人精神之领袖，道虽很宽，路却很长。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著名晋商学者、金融史学家孔祥毅教授把晋商精神提炼为十六字：重商立业、诚信义利、开拓进取、同舟共济。重新构筑晋商之“底气”，“新晋商”们必须把这“十六个字”溶化在精神中、落实在行动上，从本源做开来，从本源做开去。

　　新晋商，需要重塑 “开疆拓土之霸气”。走出去，投入全球化的社会产业大分工中去。晋商是历史上走出去创业成功的典范。在当代这个开放的社会经济中，“新晋商”最重要的也是要走出山西，尤其是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企业主”们，一定要带着雄厚的资本走出去，一定要带着聪明和智慧去二次创业。驾起“悍马”，让自己的路走得更远，让自己的足迹踏遍有“麻雀”的所有地方，在全球化的战略中构筑起“新晋商”的“茶马之路”。

　　新晋商，需要培育“唯才是举之王气”。晋商的王者之气，来自他的唯才是举。三十年来，山西拥有了一批已经基本完成原始积累的民营企业主。这些大部分来自资源依赖型行业的业主们，多数智慧过人，但是缺乏现代企业家素质，缺少了当代企业家的“王者之气”。所以，很早以前我就向他们呼吁——尽快把自己“变成现代企业家”。回到晋商那里学学吧，学学西裕成颜料庄的东家李文 ，把你的企业交给当代“雷履泰”，只有“当代雷履泰”能够把你的企业和你这个业主“东家”，变成“新晋商”。

　　新晋商，需要塑造“诚笃信义之豪气”。诚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在全球化的格局中走向世界，去握紧世界商人的财富之手，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中打造自己的企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造就“新晋商”的形象，需要诚心诚意地遵守当代社会的诚信操守。既要具有一掷千金履行社会责任之豪气，同样要培养“以义取利”的义气。商人之大不在“钱”大，商人之大重在“义”大。

　　新晋商，需要养成“敏锐机变之才气”。当今世界虽然国际市场就在自己家门口，但是，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格局却不是谁都可以掌控的。缺少了“雷履泰”左右上海“三分天下”的睿智和机变的能力，是无法在瞬息万变的当代经济格局中占领先机，获得稳定发展的机遇和能力的。站在高山观虎斗，坐在船头看水流的机变能力，“敌军围困万千重，我只岿然不动”的大局战略是当代企业所必须拥有的基本素质。

　　新晋商，需要锤炼“选贤任能之大气”。山西的本土民营企业，多数是家族化的，“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是山西民营企业的主流。多少年发展下来，生死兴衰，家族化管理成为了当代山西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的桎梏，成为有志成为“新晋商”的企业致命的要害。回顾晋商成败之原因，成也家族化，败也家族化。我们不能说他嫉贤妒能，但至少是不懂得选贤任能。我们劝告“新晋商”汲取晋商的教训，打破家族化的经营理念，把企业交给“专家”来治理，这是家族化企业避免死亡的唯一出路。

　　新晋商，需要拥有“劳资分离之勇气”。避开家族化企业短命的风险之路，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几百年前晋商就为我们证明了的成功经验，更之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引入，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规范的运作模式，照着做就可以了。多年来我一直在怀疑，我们当代山西“业主们”是否有晋商的那种勇气，是否有这样的认识和自觉自悟。不管今天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怎么吹嘘“人力资本经济学”之类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晋商已经在企业中实行了“顶身股”。

　　新晋商，需要保持“变银为票之灵气”。开拓创新是晋商精神之又一灵魂，也是晋商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大商帮的动力源。清代道光年间晋商雄居中国商帮之首，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中国颜料业老大——西裕成却顺势大转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开起了银行。雷履泰铸造了晋商“汇通天下”的金融钥匙，打通了晋商再度辉煌的金融之旅。中国近代金融业由此诞生，中国近代经济史之大门比中国近代史早开启了十八年。在社会大转型中把握企业转型的机遇，是雷履泰们成就伟业的商业灵气和智慧所在。今天我们同样处在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新晋商”如何号准时代的脉搏，如何在社会大转型中带领自己的企业成功转型，的确是考验当代商人智慧和勇气的试金石，的确需要当代企业家们的大智慧和绝顶灵气。缺少了把握社会转型之“灵气”，企业是无法避免票号覆灭之历史悲剧重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