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波口述1978年西行记

　　

“改革开放”无疑是贯穿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中国当代史的主轴。放眼初始，真理标准大讨论可谓思想准备，农村土地包干可谓“改革”之具体行动，而“开放”的初始力量来自哪里呢？

　　1978年中央派出的数次干部境外考察可以说就是“开放”的侦察兵和先行者，其中三路最为重要：一是时任副总理谷牧委托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二是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考察团，三是谷牧亲自带队的赴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又称“西德”）等西欧五国考察团。前者的考察报告直接提出了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对外产业基地，成为兴办经济特区的思想雏形；中间者为考察社会主义国家而去；后者则是建国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临行前，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

　　杨波同志就是这个访问团的一员，他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即省府）分管经济的副主任，兼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后来他历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08年春节前夕，就在看望老领导谷牧同志后不久，88岁高龄的杨波同志在家中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口述史专访。

　　西行记

　　按党中央决定，1978年5~6月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正式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等西欧五国。

　　这是改革开放前夕一次重要出访，不单是外交事务，更是了解西方经济发展情况、探索经济技术合作新方式的极重要的考察交流活动，这两项任务也是中央的指示，后者尤为重要。代表团团长谷牧是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团员有三位部长、副部长和副主任，三位地方省、市政府的副省长、副市长，总共20多位中央和地方干部，都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我当时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即省府）分管经济的副主任，兼省计划委员会主任。

　　这五国对我代表团的来访非常重视，礼遇很高。代表团出访第一站是法国，当时法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持会谈。在比利时、丹麦等国，都是首相迎接并主持会谈，比利时国王和丹麦王后还在宫内设宴款待代表团。我认为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我们这次访问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原因：从政治上看，我“三个世界”理论和反对霸权主义，支持一个团结、统一、强大的欧洲的政策效果很好；从经济上看，1974年石油危机后，西欧各国的经济处于一种停滞和萧条状态，开工不足，资本、设备、技术和产品都出现过剩，急于找出路。而我国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公布了十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

　　在法国，谷牧副总理与巴尔总理会谈中讲了政治、外交问题，开始没谈经济问题。巴尔总理则说，政治问题总统会谈的，他只谈经济问题。他马上就讲中法两国的贸易1977年下降了一亿法郎，对此表示遗憾，然后就谈如何扩大双方贸易问题。在西德，经济问题谈得更多，他们各州权力大，有的州很富，在黑森州，副州长说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使用。在北威州州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提出如我们要用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要用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签字。这种带有幽默性质的谈话，不会马上成为事实，但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急于为其过剩的资本找出路的。我们代表团还没有回来，法国银行的董事长就到北京了，他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访问中我们提出的各项参观要求，各国都作了周到的安排，工商界人士都争着同我代表团接触，普遍表示希望中国很快强大起来，愿意同我在政治上发展合作，在经济上扩大贸易往来和科技合作与交流。在西德访问的后期，坐汽车参观已经安排不下了，只好坐直升机。

　　“勤奋”的莱茵河

　　代表团这次出访，从5月2日开始到6月6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在西欧五国到了25个主要城市，共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看到了五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我们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他们的差距。

　　例如，西德1977年褐煤产量为12300万吨，职工只有20000人。西德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所属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职工只有2000人，其中矿山生产工人只有900人，40%是维修人员。最大的一台轮斗式挖掘机，只要5个人操作，一天产量就达40万吨。而我国当时露天煤矿的生产水平，年产5000万吨煤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

　　再如，瑞士伯尔尼公司的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为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高速公路在五国，以至整个西欧，已经形成一个网络。就我个人来讲，出访以前知道高速公路这个新名词，但高级到什么程度、车速可以达到多么快，则不清楚。当时从全国来看，山东省的公路建设是搞得比较好的，但出去一看，我感觉差距太大了。当时我国连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没有。他们的高速公路有三十米宽的路面，每个方向两三道行车线，车速80、100公里。五国高速公路总长度占公路总数的比例并不高，但运量却非常大。西德高速公路占总公路长度不到2%，但却负担着全国1/3的公路货运量。看了以后，感觉很新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再如西欧几个国家内河不长，但开发利用得很好。如莱茵河在西德境内不过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2米多，但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利用，年货运量占当时西德货运量的20%以上。西德总统府就在莱茵河边，谢尔总统接见我们代表团时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副总理当即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另外，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也相当高，机械化程度高，科学技术运用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我们到丹麦，这里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只有6%~7%，但生产的粮食、牛奶和猪肉可以满足三个丹麦总人口的需要。

　　七个多小时的高层汇报

　　这几个国家的现代化基本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这15至20年内实现的，我们到西德访问的时候，从我大使馆借了几部纪录片看，可以说他们战后初期面临的困难比我们全国解放初期还困难：不少城市被毁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到处是废墟，很多老百姓没地方住；城市没吃的，不少人赶着马车、牛车到乡村找吃的；耕地没有拖拉机，有的是牛拉犁。他们的快速恢复和现代化当然有美国马歇尔援助计划的作用，但主要还是靠自己实现的。丹麦由一个农业国变成经济发达的工业国，基本上是在1957至1970年这14年中实现的，这一阶段他们的工业生产平均年增长12%，工业品出口额增加近5倍。1956年出口商品中农产品占65%，1970年反过来工业品占到64%。

　　战后，随着五国经济恢复和发展，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引起全国企业急速兼并，资本更加集中，生产更加社会化。瑞士朋友向我们介绍说，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该国工业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多，工业生产值的80%掌握在100家企业手中。战后工业投资很大，主要用于更新老设备和购买国外先进设备。我们参观的丹麦大东公司（宝隆洋行）在55个国家设有205个分公司，这种跨国公司，很多在第三世界设厂，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生产初级产品。还有他们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我们感触很深，例如瑞士一家公司出卖的远洋船用柴油机专利，就占全世界这方面专利的近一半。

　　代表团回国途中大家就开始热烈讨论起考察报告该如何撰写了，回到北京，在谷牧同志的亲自主持下，经过全体团员的认真讨论，反复研究，向中央写了一份考察报告，详细报告了访问情况，提出了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提出了改进我们的经济工作、科技工作和对外工作的建议，供中央参考。以后的实践表明，这些具体建议大都被中央采纳了。

　　我回来后就在山东省干部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见闻和思考。据我了解，6月30日下午三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谷牧同志的汇报，汇报一直进行到晚上十一点多。据记载，谷牧同志当时主要谈了三点：

　　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似乎难办的事情都可以办成；三是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汇报后，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不久后，邓小平同志又找谷牧谈话并表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谈判到成交的时间。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加速现代化建设务虚会，谷牧同志又详细介绍了考察情况。这个会开到9月9日，会上大家认真总结了新中国近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和扩大外贸出口以便更灵活利用外资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作了重要准备。

　　谷牧副总理以后兼任国务院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一直分管按照邓小平同志意见新设立的经济特区工作，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吧。

　　力争权力下放地方

　　我想起毛主席曾经讲过的，欧洲各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国家小，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办事灵活，我们的一个省比他们一个国还大，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怎么能发展快呢？这次去欧洲一看，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当时我在省里做经济工作，深感权力不下放一些，还是中央统收统支，我国的经济是很难快速发展的。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发言也强调，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包括计划、财政、物资、外贸等方面，是集中过多，统得太死，应该下放给地方一部分权力。这个问题其实在1978年开计划会议时，各省市都交了一份书面意见，但到这时还没有改革行动，我说希望会议能开步走。我建议，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队要有自主权，地方也要有，而且我们认为地方自主权更重要。应当划分中央和省市的职权范围，适当下放一部分权力，使省在计划、财政、物资、外贸、商业等各方面成为一级管理，这样搞不好，打屁股也能打到实处。现在省里在经济财政上不成为一级，计划统管，财政统收统支，物资也统管，地方自主权很少，自然大家就要争项目，争投资。我说中央出题目要地方出钱的事项越来越多，我们大致算了一下，只是省一级要花的钱，一年没有三亿元就不好过，而现在省级机动财力，包括预备费在内只有1亿六七千万元，实在不好安排。

　　这时对计划工作要重视和运用价值规律的看法大家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了，但在实际工作中尚未真正解决。比如从山东棉花这几年总完不成计划，收购价格低是个重要原因。1979年棉花收购价提高了，但提价幅度低于粮食，种棉不如种粮有利，我们向下落实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各公社、大队就不愿意接受。1979年农副产品提价，但销售价格不变，这不符合经济规律，会带来很多弊病，也不利于商业企业的经济核算。我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农副产品收购价提了，销售价也提，同时相应地增加职工工资，不再搞行政的补贴办法。要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调节市场供求关系。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原因可以列出很多，但我想贯彻邓小平同志1978年提出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自主权的指导思想是最重要的一条。

　　杨波

　　●1920年12月23日生于山东荣成

　　●建国前曾在胶东行政公署财政处、中共山东分局调研室、华北财经办事处、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等部门工作

　　●1949年到1952年，在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工作

　　●1953年初，调到新成立的国家统计局工作，先后担任贸易处（司）副处长、研究室主任、综合司司长

　　●1961年，随胡乔木到湖南农村调查了5个月，主要是调查人民公社的有关政策问题。此时，刘少奇也到湖南调查，他让杨波调查农村手工业和商业情况、问题，随后又作为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工作人员参与起草修改中央关于手工业和商业若干政策问题的文件

　　●1961年底，调中央办公厅财经组工作，任研究员，参加了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六千人大会）的会务和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1963年初，调国家计委新成立的研究室任副主任（主持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被批斗，被限制人身自由，历时3年多

　　●1969年，得到“解放”，随后去国家计委湖北干校参加劳动

　　●1974年初，回到山东，先后任省计委副主任、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9年9月，调回国家计委任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1年，调到新成立的国家能源委员会任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2年4月，出任轻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

　　●1982年10月，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2年，任人大财经委员会顾问，任期5年

田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