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部史

　　1947年初夏的一天，一架飞机盘旋在河北邯郸冶陶村上空，扔下几颗炸弹，又猛一阵扫射后才离开。小村庄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正在进行中，而会上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正是日后新中国财经机构的前身。

　　时年27岁的杨波正是出席这个会议的一员，随即进入华北财经办事处工作。

　　2008年初，《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见到88岁身体硬朗的杨老，在其屋内的问答期间，曾经的点点滴滴似乎穿越时光的迷雾，越发清晰。院子外，护城河边风筝高飞。

　　“人如其父，更如其时代。”杨波从参加革命几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他与这个大时代的一个侧面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树有本末，事有始终。萦绕在我们脑海里的一大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大战略中“开放”政策的来由究竟是什么？又是怎么形成的？因此，杨老谈及的1978年5、6月，谷牧副总理与他及数位同志西欧五国之行的意义也越发凸显出来。

　　小平同志对此次出访非常重视，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8年4月底，他在与谷牧的谈话中强调：“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出访归来，除了本文中写到的七个多小时的高层汇报外，根据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了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谷牧又详细汇报了出国考察情况，并强调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的良好机会。

　　这次务虚会长达两个多月，大家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包括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说，这些都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作了重要准备。

　　上世纪70年代末，身为地方官员的杨波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地方关系体会很深，他向我们谈到的希望下放权力，特别是相关的“78年开计划会议时，各省市都交了一份书面意见”一内容少有披露，应为史家重视。

　　杨老思路敏捷，又极认真负责。对于记者的稿子，他一字一句审读修改，令晚辈惭愧和动容。杨老告诉记者，从华北财经办事处那时前后，他就一直有记笔记的习惯，而且尽量准确详细，至文革，这样的笔记本大约有115个，不过“文革”中被付之一炬。说到此，杨老安静平和的脸上露出深深的遗憾之色。我想，一个人，一部史，这115个本子也许就是一部新中国经济史。

　　68年前，1940年，经过了几年的皮鞋店学徒生活，20岁的杨波返回山东老家参加八路军。两年后的夏天，他徒步三个月，穿越敌占区和封锁线，从胶东来到鲁南地区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前身），在新成立的建国学校财经大队学习。

　　从杨老家出来，我一直在想象他那三个月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