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越南的宏观经济状况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忧，尤其是中国人。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将越南近来的经济危机同11年前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相比。2008年6月11日在新加坡逝世的前总理武文杰，在2007年的时候曾给现任总理阮晋勇写过一封公开信。身为越南经济改革之父的武文杰在信中说，目前越南正在犯的错误和上个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所犯的错误一模一样——2007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

　　股指下跌超过60%，通货膨胀率超过25%，本国货币面临巨大贬值压力，可能面临大规模的外资出逃，人们担心越南的这种状况会像之前的泰国一样，蔓延到它的亚洲邻国。

　　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今日的亚洲经济状况和1997年前后亚洲状况已经大相径庭。《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在反思亚洲金融危机的文章中说，“亚洲人决定选择有竞争力的汇率、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和大规模积累外汇储备”；“现在，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大多成为债权国，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达到3.28万亿美元，较1999年初增加了2.49万亿美元。在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中，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为4比1或5比1。”这种高额的外汇储备抵消了可能发生的外资撤出带来的风险。

　　另外一个变化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全球前十大经济体，亚洲的日本、中国和印度都跻身其中。而且中国和印度仍然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

　　判断亚洲会在最近再现1997年金融危机的惨况，与事实不符。高额的外汇储备，以及国内的高储蓄率让这个地区对外资逃逸具备了抵御能力；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在内的金融秩序维护者也具备了应对此类风险的经验和能力，更无需提及这些国家的央行所具备的警惕心，以及区域大国中国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

　　而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历经美国次贷危机、国际油价粮价上涨的打击后，正是这些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在维系着世界经济的平衡。

　　然而，这并非不应认识到，华丽的亚洲并非没有隐忧。正如生活在这些高速增长的国家的人们所感受到的那样，这些全球经济新贵族有些类似“泥足巨人”。

　　首先是中国。在2007年出版了不少卓越的论述中国前景和隐忧的书，我们来看其中两本的名字：《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和 《中国幻象》。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经济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功，但是这种经济上的成功是否会带来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而这是否会最终影响到经济本身？

　　然后是印度。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差有目共睹，它的官僚机构效率也被很多人抱怨过。而且，目前而言，偏重于发展科技和软件行业的印度，没有能让更多人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富裕——这同发展制造业的国家，比如中国不同。

　　日本经济在趋于平稳。他们拥有很多国际一流的公司，但是日本市场的封闭性仍让人震惊。而且，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它们向家电、汽车行业的渗透，日本急需像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找到互联网一样，找到自己的新的产业定位和增长点。

　　更加致命的是，如果超出经济领域去考虑这一区域的问题，我们会发现更多的隐忧。最简单的问题，正如《经济学人》前主编、政治作家BillEmmott指出的，这一区域从未面临过同时拥有三个超级大国的情景。这同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相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战争。但是日本确实需要更加正确地对待历史，而中国则需要更平静地对待印度的崛起。不然，如果中国和印度都相信未来属于自己，那么，你猜它们两个谁是对的 (答案当然只能有一个)？

　　这一区域还拥有三个核国家：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如果不把情况仍未明朗的朝鲜、以色列计算在内的话。而且，可能拥有生产核武技术能力者仍然还有。它们之间的关系各存微妙。

　　而在2008年，很多观察家也在担心一些威权国家领导人和其他重要政治人物的身体健康，这都可能造成一些新的动荡。而且这些麻烦会牵涉到大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对这一地区我们仍有理由忧心忡忡。它需要政治家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来斡旋、运作和解决，也需要极大的胸怀来宽容、谅解和共同面向未来。建立紧急事件时的对话通道，以及建立囊括这一地区的重要国家甚至美国在内的议事机制也非常必要。无论如何，亚洲地区的崛起已经无可避免，能做的是面对这个事实，同时也面对它的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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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